張春橋在上海點起了一把火。火勢熊熊，正在燒向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此時此際，張春橋卻想滑腳了：第一，他只想「借刀殺人」，借助於王洪文幹掉上海市委；第二，北京正處於大動盪之中，爭奪在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
16日晚，在「最新最高指示」下達之後，張春橋給江青掛長途電話：「我想回北京了。」
「我給你派一員女將到上海。她是一尊大炮，用她準能轟垮上海市委。」江青的語調，那麼的洋洋得意。
張春橋一轉眼珠子，馬上猜著了謎底：「是聶元梓吧？」
「不錯！」江青哈哈笑了起來。
聶元梓，這個45歲的女人，在1966年6月1日晚上，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無線電波，名震中國。
北京大學造反派頭頭聶元梓
此人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共黨總支書記。她頗有點來歷：17歲的時候，便在山西晉城的華北軍政干校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進入延安，在那裡結識康生之妻曹軼歐……1966年3月4日起，曹軼歐進駐北京大學，據說是搞「調查研究」。聶元梓因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過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與校黨委結下深仇。
曹軼歐與聶元梓一拍即合。在「曹大姐」的指點下，聶元梓聯合六名老師，於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宋碩，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彭珮雲，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大字報經康生推薦給正在武漢的毛澤東。6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長途電話中同意康生的建議，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這張大字報……於是，聶元梓這個普通的女人，一夜之間成為中國的新聞人物。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聶元梓等寫的大字報，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此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稱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聶元梓名聲鼎沸了！
江青和張春橋決定對上海採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這「堡壘」，從北京大學轟開局面。看來，要把華東師大當作上海的「北京大學」，把常溪萍當作「陸平」而「放炮」的依然是聶元梓。
聶元梓來滬之前，忽地「失蹤」了幾天。那陣子，她叱吒風雲，每天有許多「左派」圍著她團團轉。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消失了。
直到1977年9月19日，聶元梓在由北京大學保衛部監管審查期間，這才交代了其中的奧秘：「……我正在考慮串連的時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W打電話來，說江青為了你的安全，要我們接你離開家裡，到另一個地方去。我不同意，認為沒有必要。W說：這是江青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一定要接你去。我問發生什麼情況了？為什麼一定要我離開？W說他也不知道，只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個地方，並把我認為最重要的材料帶上，以免在家裡丟失。還說希望我也一定執行江青的指示。這樣，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小組對外不開放的一個地方（花園街×號）。到這裡後，住了三四天……」
就這樣，在北京大學傳出了聶元梓「失蹤」的消息。
聶元梓所說的「花園街×號」，也就是花園街一號，「中央文革小組」記者站所在地。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王廣宇在《談「紀實文學」的史料價值——〈「四人幫」興亡〉讀後》一文中說，W就是他。王廣宇說，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大約是1966年11月中旬一天的晚飯後，王力把我叫去（關鋒也在場）。對我說：「我們獲得可靠情報，聶元梓現在的處境很危險，有人要暗害她。為了保護聶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為保護『左派』的骨幹力量，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對聶元梓採取保護措施。」王力又說：「花園村一號不是籌辦得差不多了嗎？可以暫時把聶元梓接到那裡住幾天，那裡比較安全，這件事要嚴格保密，不能洩露出去。」他說：「告訴聶元梓今晚必須離開北大，她如果有什麼重要材料，怕丟失可以隨身帶來。」
王力叫我馬上就去找聶元梓，把她接到花園村一號。
我立即要車趕到北大，向聶元梓傳達了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保護她人身安全的決定。聶元梓說：感謝中央文革小組對她的關心和愛護。但她要求回家取點隨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進裡間臥室收拾東西，我在外間等她。她磨蹭了半個多小時也不出來。直到她的十幾歲的兒子回家，她才出來。然後，她對我說，她要找的材料沒有找到，還要再找，另外還要把孩子安頓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擔心她今晚不離開家不安全，她說她今晚不住在家，一會兒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對聶元梓突然變卦，我也無奈，我不能強迫她必須當晚離開家。
我們商量好，明天早晨八點鐘我來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還讓我來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釣魚台向王力匯報，王力聽後也無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七點多鐘，聶元梓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讓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經進城了，讓我到沙灘中宣部圖書館樓前接她。八點我準時到達中宣部圖書館樓前。聶元梓已經在圖書館樓前等我。我看到她正和中宣部的阮銘一起談話。她讓我當著阮銘的面把她接走。聶元梓違反了中央文革小組對她的行蹤要保密的要求，她向阮銘透露了她的行蹤，暗示中央文革小組把她接走了。
又據王力回憶，保護聶元梓的指令來自毛澤東、江青：
聶元梓的事是我經手辦的，我比較清楚，那時我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11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裡，說得到可靠情報，有人要綁架聶元梓，而且時間就在今天夜裡。她說她報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聶元梓，讓中央文革小組把她保護起來。江青給我這個任務，我馬上請王廣宇，要他立即找到聶元梓。他說找不到，我叫他開車到處找，一定要找到。王廣宇很晚才找到聶元梓，安排她住快報組（花園村）。下半夜我和徐學增到花園村找到聶元梓，傳達江青的意見，叫她住著休息幾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電話。……
在花園街一號，決定了聶元梓的上海之行。軟臥車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張春橋打電話，關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華東局。
聶元梓交代說：「在一兩天之內，動身赴上海了。臨走前，王力來看我，說了些恭維話，又談到去上海串連的問題。他說可以介紹我們認識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請他幫助我們介紹、瞭解上海的一些情況。我問了王力，如果我們有事或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時，怎麼寫法？王力說，交給記者就可以了……」
哦，原來聶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顆棋子，如今殺到上海，矛頭所向，直指常溪萍。1966年11月20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旋風般駛入上海北站。
硬席車廂如同筷子籠似的，擠滿了串連的紅衛兵。列車靠上月台之後，一扇扇車窗成了出口，一個個紅衛兵從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這時，從寬敞的軟臥車廂裡，從從容容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身穿一件草綠色的棉軍大衣。那中年女人，戴著眼鏡，便是聶元梓；男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年教師孫篷一。
這兩人來滬，非同小可。就在他們動身之際，「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給「中央文革小組」駐上海記者站打了電話：「給予方便。」
正因為這樣，「中央文革小組」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甄某帶著幾個紅衛兵，前來接站。半小時之後，聶元梓和她的「副帥」孫篷一便住進了衡山賓館，它所在的衡山路，與張春橋家所在的康平路100號，相距只幾百公尺。
當天，在「中央文革小組」駐滬記者站的小樓上，張春橋和聶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會見。
聶元梓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號，問張春橋可不可以？張春橋說可以[21]。
「從常溪萍身上，炸開上海市委的缺口！」張春橋向聶元梓交代了戰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老窩——華東師大，在那裡放一把火！」
張春橋思索了一下，補充道：「在上海，你必須跟王洪文見一次面。你只有依靠『工總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勝仗……」
對於王洪文來說，1966年11月21日，是個不平常的日子——他終於見到了他所崇拜的一個女人。
王洪文從寫第一張大字報起，就模仿著她；到北京串連，也特地趕到北京大學，期望著見一見她。無奈，作為上海一家工廠的小小的造反隊隊長，在一個月以前，還不在她的眼中。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見了她，說的並非客套話，因為他確實對她「久仰」。
「哦，王『司令』，認識你很高興。」聶元梓一見面，便放炮了，「你們『工總司』怎麼只知道轟曹老頭兒，不轟常溪萍？」
「就等你這門大炮來轟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你們上海的『文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聶元梓直言不諱。
「什麼缺點？」王洪文連忙問道。
「你們工人造反派對學生運動重視不夠！」聶元梓指點道，「你們應當聯合上海的紅衛兵，結成『統一戰線』，共同作戰。這樣，你們才會更有力量！」
「行。」王洪文點頭道，「我們明天就和紅衛兵聯合召開大會，請你點火！」
「一言為定！」聶元梓爽快地說道。
應王洪文之邀，她當天出席了上海造反派在文化廣場召開的「批判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她在大會上的講話，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師大簡訊》上。
她說來滬的目的是：「揪出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大劊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體革命師生來和他算賬。常溪萍的問題上下都有根子，上面的根子是鄧小平、彭真，下面的根子是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
11月22日，「工總司」和「紅革會」（全稱是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上三司」（全稱為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炮司」等上海紅衛兵組織在靜安區體育館聯合召開大會。
不可一世的女人——聶元梓出現在主席台時，體育館裡響起狂熱的掌聲。在人們的眼裡，她彷彿是「中央首長」一般。當人們歡迎她講話時，她馬上走向話筒前，作了一番指點：「上海的運動，從安亭事件開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溫』了。不過，就現在的情況來說，也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一，工人運動必須緊緊地和學生運動相結合；第二，必須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難怪，這次會議之後，聶元梓在上海博得一個雅號，曰「保姆」！她那講話的神態，她那講話的口氣，確實像一個保姆在那裡數落著、開導著不懂事的孩子。
「如果我們要罷陳丕顯、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嗎？」會場裡，居然有人提出如此這般的問題，把她當成了「中央」。
聶元梓大言不慚，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覆：「現在的罷官，不是由中央來罷免，而是先由群眾提出來。中央要罷誰的官，有這個意思，但不能講出來。群眾提出來了，中央就按照群眾的要求，罷他的官。你們要罷陳丕顯、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轟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會支持你們的！」
「保姆」的這番話，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頓開。
11月24日，在上海市中心的友誼電影院裡，張春橋向上海的造反派講話時，點了常溪萍的名：「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我才明白，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中，犯下那麼嚴重的罪行……」
這是「導演」在提示，這是陰謀家在煽動。一席言畢，張春橋不見蹤影。
他出現在機場，飛向北京了。
就在他離開上海的第二天——11月25日，上海文化廣場擠滿了紅衛兵。本來，這天是召開「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成立大會。聶元梓建議，「在戰火中誕生」。於是，成立大會改名為「批鬥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大會。聶元梓和王洪文肩並肩坐在主席台上。嘰嘰喳喳的「喧賓」——聶元梓，反客為主，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上海亂了幾次，但是還沒有真正亂起來。這一次我到上海來，就是要上海大亂。亂，就是革命。亂而後治。不亂，就無法革命。現在，上海正在亂起來。這亂，亂得好。要繼續亂下去，大亂特亂。要亂掉上海市委的陣腳，要亂出個紅彤彤的新上海！」
聶元梓在說了這番「亂論」之後，指著被迫到會的曹荻秋，罵罵咧咧起來：「上海市委是什麼東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貨，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執行了一條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她高呼：「打倒常溪萍！炮轟上海市委！上海必須大亂！」
此後，關於她的行蹤，外人莫知。
她到哪裡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華東師範大學第三宿舍三樓，神不知，鬼不曉！
第三宿舍本是留學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國留學生，那幢宿舍樓空著。她住進去以後，紅衛兵們為她守衛大門，「閒人莫入」。
她一般晝伏夜出。外出時總是戴大口罩，總是坐那輛「宣傳車」，很少惹人注意。
華東師範大學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鏢」，替她帶路，替她聯繫。有幾次，宣傳車另有任務，當她深夜返回華東師大時，跳上了「保鏢」的自行車。這時，「保鏢」既成了她的「兩輪車伕」，又成了時時提防「保皇派」襲擊她的忠實衛士。
她為什麼不住衡山賓館，卻在華東師大住了一個月？
她的上海之行，據說是「串連」。
她來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旗號。
她秘密地「下榻」於華東師大，會見了一批又一批華東師大的紅衛兵，發動了對常溪萍的猛攻勢。
果真，上海處於大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