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歷險」，王洪文一溜煙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掛通了張春橋的電話。他沒有完成張春橋的使命，從電話耳機中傳出的聲音聽得出，張春橋很不高興。但是，當王洪文問張春橋，原定下午在文化廣場與「工總司」造反隊員見面，是否如期舉行，張春橋以非常堅決的口氣說道：「照樣舉行，我當眾簽字，答應你們的五項要求！」
消息飛快地從「工總司」傳出來，造反隊員們在互相通知：下午，張春橋在文化廣場「接見」我們！
消息飛快地從「工總司」傳到上海市委，傳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決定召開書記處緊急會議。中午開會，在往常是幾乎未曾有過的。
張春橋仍兼著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接到曹荻秋的電話，張春橋只得去開會。他心中明白，中午開會，顯然是為了針對下午的「工總司」的會議。不過，張春橋有恃無恐，因為他已連夜與江青通了長途電話。
上海市委書記處，曹荻秋與張春橋面對著面。
曹荻秋申述著自己的意見：「『工總司』是一個全市性的跨行業的群眾組織，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據市委討論的意見，我們對於『工總司』仍然應當堅持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的態度。……」
料定曹荻秋會說這番話，張春橋一支接一支地悠閒抽煙。
曹荻秋繼續說明自己的態度：「『工總司』在安亭攔截火車，阻斷交通，這是什麼行為？這難道是革命行動？」「『工總司』在安亭鬧事，造成滬寧線中斷二十多個小時。這是很嚴重的破壞生產的事件。這個事件的責任應當由誰來負？難道由上海市委來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責任只能由『工總司』來負！……」
張春橋依然篤悠悠地吞雲吐霧，那雙三角眼乜視著曹荻秋。如今，他是以雙重身份出席會議：作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他，受曹荻秋的領導，因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書記；可是，作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他，則是在曹荻秋之上。
顯然，曹荻秋也察覺到了這不尋常的雙重身份。雖然他的意見受到了上海市委書記處其他同志的支持、贊同，但他還是當場接通了打給陶鑄的長途電話。
陶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是當時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之上。曹荻秋當著張春橋的面，向陶鑄說明了上海市委對「工總司」、對「安亭事件」的意見。
從電話裡傳出陶鑄清晰的話音：「我同意你們的意見！」
曹荻秋對著電話話筒說了一句：「陶鑄同志，張春橋同志在這裡，請你跟他也說明一下。」
曹荻秋要張春橋聽電話。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張春橋一邊聽著電話，一邊點著頭。
「照陶鑄同志的意見辦吧！」等張春橋聽完電話，曹荻秋說了這句話，緊急會議就結束了。
張春橋把煙頭往煙灰缸裡用力地一捻，站了起來，不言不語走了。
當張春橋的轎車終於出現在上海陝西南路，站在文化廣場門口久等的王洪文，這才鬆了一口氣。
「工總司」的造反隊員早已在文化廣場那扇形大廳裡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著「最高指示」。張春橋遲遲未到，使隊員們的心越來越著急。
一次次打電話給張春橋，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開會。據告，會議重要，不接電話。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張春橋會不會變卦了呢？如果張春橋變卦，站到曹荻秋一邊去，那麼「工總司」就面臨著總崩潰！
張春橋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畢竟來了。文化廣場頓時響起一片口號聲：「向中央文革學習！」「向中央文革小組致敬！」
張春橋在歡呼聲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話筒前。
張春橋說些什麼呢？當年的「工總司」印發的傳單《特級報導》（大抵因為太急，所以把標題中的「特急」誤寫成「特級」）尚可查到。茲照錄於下：
特級報導
11月13日下午三時半，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同志在上海文化廣場，接見「工總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隊員，作了重要講話。
張春橋同志說：
「同志們，大家在這裡等了很久。剛才在這裡跟你們總部的同志商量了幾個問題。現在說明一下——
「頭一個問題，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我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一個合法的革命的組織。
「第二個問題，11月9日的大會後，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這是什麼性質？
「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
「第三個問題，安亭事件造成的後果，你們的代表提出，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
「我也同意這個意見。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開向群眾做檢查。
「這個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關心我的安全問題。其實，我到這裡來，對你們是沒有懷疑的。我不是把你們當成壞人。如果你們都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問題，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們有事講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檢查不行，還可以來第二次。
「第五，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
「這一條我同意……」
就在這《特級報導》剛剛印發時，上海的大街小巷馬上又貼滿糨糊未干的新傳單，標題為《張春橋簽名同意五項要求》。
大抵反覆傳抄的次數太多，種種「版本」的《張春橋簽名同意五項要求》傳單文字互有出入。筆者從當年的「一月革命勝利萬歲」展覽會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張春橋簽字原件。傳單寫在一張筆記本的橫格紙上，字跡幼稚，大抵出於「工總司」哪個頭頭之手。末尾，有藍黑墨水所簽「張春橋十一月十三日」。
現照手稿抄錄，全文如下：
一、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二、承認11月9日大會以及工人被逼去北京是革命行動（以後碰到類似的情況應派少數代表）。
三、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
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
五、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張春橋 十一月十三日
張春橋簽字的這「五項要求」的傳單，飛快地傳到了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手中，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手中，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頭」聚集在一起。
「老陳，你看過張春橋的傳單了嗎？」魏文伯揚了揚手中的傳單。
「早就看過了！」陳丕顯指了指桌上放著的傳單說道，「張春橋算是什麼？誰給他那麼大的權利，可以簽發這種『五項要求』？」
「他完全違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決定，違背了陶鑄同志今天中午在電話裡對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於色。
張春橋在上海工人造反派的五項要求上簽名
「三巨頭」越說越生氣。
陳丕顯提議：「給北京掛電話！」
魏文伯、曹荻秋雙手贊成。
電話占線——那是打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電話。因為陳伯達正在給張春橋打電話！
過了一會兒，電話接通了。大抵是陳伯達那福建式的「普通話」很難令人聽懂，他便讓王力替他接電話，充當「翻譯」。
「張春橋在『五項要求』上簽字，你知道了嗎？」陳丕顯劈頭便問陳伯達。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陳伯達回答道。
陳丕顯向陳伯達提出了一系列「為什麼」：「原先中央說過不承認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為什麼張春橋擅自承認了？臥軌攔車，明明是破壞交通，為什麼張春橋說這是『革命行動』？安亭事件的嚴重後果，明明應當由『工總司』負責，為什麼張春橋反而說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這兒，他們都不同意張春橋的意見。今天中午，上海市委書記處還開過會，張春橋也參加的，他為什麼違反組織的決定？」
陳伯達的答覆，像做大報告似的，從憲法規定工人有結社自由講起，一直講到要正確對待群眾運動……他冗長的回話，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張春橋一邊。
陳丕顯啪的一聲掛上電話！
張春橋呢？他在1966年12月23日下午與上海「工總司」代表的談話中，曾回憶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11月13日下午，我在文化廣場給你們簽了字。回去以後，我給陳伯達同志掛了電話，匯報了情況。晚上，陳伯達同志打電話給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顯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電話之後，已向中央作了請示，所以給我打電話的。我們通話結束之後才一分鐘，據陳伯達同志後來告訴我，陳丕顯給他打去了電話。陳丕顯代表他們三個人的意見。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聽到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伯達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批評了他們的意見。……
在陳丕顯給陳伯達掛了電話之後，曹荻秋說道：「我給陶鑄同志掛電話！」
1966年，陳丕顯在上海西郊賓館。（陳東棋 攝）
電話裡傳出陶鑄清晰的聲音：「張春橋簽署『五項要求』，是錯誤的！張春橋是一個沒有群眾運動經驗的人！」
陶鑄的鮮明的態度，給了魏文伯、陳丕顯、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頭」與陶鑄通話的時候，張春橋打電話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幹什麼呢？他正在跟「工總司」的一班小兄弟們「慶賀勝利」。因為張春橋簽署了「五項條件」，就是「工總司」的「輝煌勝利」。
此刻，王洪文眉飛色舞。平時總是遮遮掩掩的他，這時口吐真言。他對手下的小兄弟們發表一番感慨萬千的話：
「文化大革命是什麼？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就是亂世出英雄！如今，我們都是英雄了！
「政治鬥爭，其實是最殘酷無情的。殺人不用刀。搞政治鬥爭，婆婆媽媽不行，心慈手軟不行。要有無毒不丈夫的氣概，要六親不認才行！
「古語說得好，『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敗了，天下人都會罵你。即使你是個強盜，如果你當了皇帝，別人就拍你的馬屁，不敢說一個不字。
「現在，安亭出了個「王司令』，全國都知道了。誰見到我都喊『王司令』。你們要大刀闊斧地幹！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裡去，弄個市長當當；造到部裡去，弄個部長當當。
「我如果當上市長，你們嘿嘿，將來都是『長』——弄個局長、區長當當，那是不在話下的！……」
王洪文正說得唾沫橫飛，有人附在他的耳邊，輕聲說道：「春橋同志來電話。」
王洪文趕緊去接電話。張春橋給了他新的任務：「明天去蘇州！」
「去蘇州？」王洪文一聽，有點緊張。他知道，「工總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隊伍，已經從昆山抵達蘇州。張春橋要他去蘇州，顯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沒有完成的任務。一想到昨夜被關在昆山中學的滋味，王洪文剛才那股興高采烈的勁頭，全都沒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蘇州！」聽到耳機裡傳出張春橋的這句話，王洪文才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