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分兩頭，各表一枝。一夜醒來，「尖刀班」發覺王洪文已經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頓。
聽說夜裡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學裡亂哄哄。
「頭頭不行。我們要求改選頭頭！」造反隊員們吃過早飯之後，集中在昆山中學禮堂，發出了強烈的呼聲。
於是，改選開始了。
「報成分！報成分！」台下有人喊道。
於是，「候選人」一個個「報成分」。
那個被關了一夜的周寶林，到底是「總部」的人，此時也被人推到台上「報成分」。他只得又一次自報家門：「周寶林，共青團員，復員軍人，大學畢業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寶林竟被推選為頭頭——因為他的「成分」比別的「候選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數造反隊員的擁戴。
「我還只是一個共青團員，怎麼能夠領導這支隊伍？」周寶林站在台上大聲呼籲，「是共產黨員的，站出來！」
台下上千人，無人吱聲。
「是共產黨員的，站出來！」另一個被推選為頭頭的上鋼五廠工人孫玉喜，也大聲在台上喊道。孫玉喜也不是中共黨員。
「我是共產黨員！」一個四十來歲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聲答道。
「上來，上來，共產黨員快上來！」台上、台下發出一片嚷嚷聲。
那個中等身材、壯實的男人，穿著一身藍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眾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聲地「自報家門」[11]：「我，耿金章，共產黨員，上海井岡山造紙廠副工長，復員軍人。」
說罷，他又補充了幾句：「井岡山造紙廠，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紙廠。我的家庭出身，是貧農。我5歲死了爹，8歲死了娘。我從小給地主家割草、放豬。我1949年入黨，在部隊裡當過班長、分隊長、副排長……」
在他報完「成分」之後，全場轟動。像他這樣「紅透了」的「成分」，又是苦出身，又是參過軍，又是黨員，又是副工長，在造反隊員中鳳毛麟角。
「我們選耿金章為頭頭！」台下有人喊道。
馬上響起一片掌聲。
就這樣，耿金章當場就被選為頭頭。
「同志們，我們的總部是一個右傾的總部！」耿金章在一分鐘之前，還不過是一名普通隊員。此刻，他站在台上，以頭頭身份，發表「就職演說」，「我認為，回上海去就是右傾！我們要繼續北上，到北京去告狀。千萬不要上上海市委的當——回上海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同志們信任我，選我為頭頭。我認為，我們現在就應該離開昆山，向蘇州前進！向南京前進！向北京前進！紅軍不怕遠征難！」
頓時，台下響起熱烈的歡呼聲：「紅軍不怕遠征難！」
造反大旗迎風獵獵。隊伍出發了。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周寶林、耿金章和孫玉喜。
當日——11月13日下午，當張春橋在文化廣場簽署「五項要求」的時候，周寶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隊員步行抵達蘇州。
當張春橋離開文化廣場，消息從蘇州傳來，使他大為不安：這一千多造反隊員如果在蘇州鬧事，再來一個「蘇州事件」的話，會把他從「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寶座上掀下來！因為他已經說過，「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照此類推，倘若這批造反隊員在蘇州攔車臥軌，也是「革命行動」。一旦「蘇州事件」爆發，滬寧線再度中斷，那嚴重後果顯然只能由張春橋負責，再也無法朝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張春橋給王洪文打電話，請「王司令」同往蘇州。
古城蘇州，雖說離上海不遠，但是那時還沒有像上海那樣混亂，保持著往昔的平靜，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隊員湧入這座古城，頓時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衝擊。造反隊員佔領了幾家澡堂，在一張張竹躺椅上歇腳，權且把那裡充當「免費旅館」。
上海工人造反隊員的到來，馬上驚動了蘇州市委。他們通知蘇州鐵路中學讓出校舍，給上海工人造反隊員安營紮寨。
入夜，蘇州市委忽然派人前來鐵路中學傳話：「請派一黨員負責人前往蘇州市委招待所，春橋同志接見！」
雖說周寶林[12]是「第一把手」，因為不是黨員，不能去。全權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頭頭們經過緊急磋商，由周寶林執筆，依據「工總司」在上海已由張春橋簽訂的「五項要求」作了一點修改，寫在印著「蘇州鐵中」字樣的綠色橫格紙上，交給耿金章帶去。
耿金章坐上蘇州市委派來的轎車，直奔蘇州市委招待所。在小會議室，張春橋一身戎裝，已經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裡，等候耿金章的到來。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隊員，稱為「工總司蘇州大隊」。他已是這支隊伍舉足輕重的首領。張春橋與這位陌生的新首領握了握手。
張春橋在詢問了耿金章的個人情況之後，便轉入正題。他的話，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就地鬧革命——回上海去。你是黨員，要起帶頭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寶林寫好的「五項要求」。
張春橋一看，心裡頓時輕鬆起來。那「五項要求」已經簽過，如今不過重簽一下罷了。他飛快地旋開自來水筆，簽下了「張春橋，1966．11．14．於蘇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張紙頭，卻又說道：「春橋同志，光是你簽字還不行，還要請魏文伯和曹荻秋簽字！」
張春橋感到意外，問道：「為什麼？」
「因為其中有一條，『這次所造成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完全責任』，必須有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簽字才有效。還有『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這一條，也必須經曹荻秋簽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簽了，他賴賬，不承認，那怎麼辦？」耿金章說得頭頭是道。
王洪文在一側聽了，不由得一驚。
張春橋那雙眼珠子透過眼鏡片，不由得從頭到腳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識到，這位大隊長不可小覷，並不那麼容易對付。
好在張春橋可以借耿金章來給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壓力，他又何樂而不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應了：「我向華東局、上海市委轉達你們的要求！」
加在華東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壓力，明顯加重了。這不僅僅來自張春橋，來自「工總司」蘇州大隊，而是來自北京。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開會。陳伯達、江青向陶鑄步步進逼，導致常委會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組對「安亭事件」的處理。
1月15日，「中央文革小組」王力給中共上海市委打了電話。電話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確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小組』全權委託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張春橋簽字的那『五項要求』！」王一平接完電話，怒氣沖沖道：「王力支持張春橋，支持那『五項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小組』的老爺自己下來處理問題吧！」王一平把來自北京的動態，急告曹荻秋。
就在這一天，「工總司」蘇州大隊急電上海市委：「強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蘇州來！」
就在這一天，上海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團的紅衛兵大鬧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蘇州去「檢討」。
「去就去！」曹荻秋和韓哲一[13]坐上轎車，直奔蘇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寫過的「五項要求」。
「你簽不簽？」張春橋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問曹荻秋。
「我不簽！」曹荻秋堅決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革命的組織！我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你不簽，那你到蘇州來幹什麼？」張春橋惡狠狠地問。
「我來蘇州，是準備讓他們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義凜然地回答。
張春橋後來在1966年12月23日的講話中，這麼談及：「在蘇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兩個小時。那時鬥爭很激烈。要他簽字他不簽。我說，你不簽，我簽！後來，他沒辦法，只好簽了字。韓哲一也簽了字。」
於是，筆者在如今保存的檔案中，見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赴京控告隊的五項要求》。文末，簽著「張春橋1966．11．15．於蘇州」。在張春橋的簽字旁邊，簽著曹荻秋、韓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見！」曹荻秋簽完字，仍聲明道。
「我也保留意見！」韓哲一同曹荻秋一樣，這樣聲明道。
11月16日，張春橋在蘇州對上海「工總司」部分工人發表談話時，這樣談及陳伯達的電報：
陳伯達寫了那麼一封信（即電報——引者注），講了那麼一番道理，現在說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義的，這些話我通通在電話中告訴了伯達同志……這個電報講得不完全對，不適合情況，因為那時滿腦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對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問題不清楚……
同志們提出的對伯達同志的批評，我剛才講我已經告訴他了，在電話裡交換了意見，他表示心裡不安。他要我有機會的話告訴同志們，這封信寫得太倉促了。伯達同志是個很革命的同志，是一個很虛心的同志。他說：「怎麼辦呢？想什麼辦法來彌補呢？」我講：「現在已經造成這樣的結果，請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倉促，不要再來一個倉促的事情了。」伯達同志又說：「是不是寫第三封信？」我說：「你如果要寫的話，我贊成。再寫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觀點，可以考慮一下，不要馬上寫，你想一下這個問題，索性把工廠文化革命問題能不能說得完全一些？」因為他現在正忙於調查工廠文化大革命情況，中央呢，也正在考慮這個問題，對伯達同志的批評已轉告了。今天我又聽到一些意見，我還繼續轉告。我相信同志們會相信他。他一定能採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響能夠糾正……
消息飛快地傳進了林彪的耳朵。據陳伯達對筆者說[14]，林彪尖銳地批評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是對的。可是，你把生產當成了大道理，這完全錯了。大道理是什麼？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對林彪的批評，陳伯達趕緊承認自己的電報寫錯了。陳伯達馬上轉為支持王洪文，支持張春橋在上海跟王洪文談定的五項協議。
張春橋在1966年11月16日的談話中，也講到這一過程：「我把五條協議以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報告給他（註：指陳伯達）。這樣中央文革小組就討論我在文化廣場所講的五條。到了晚上，文革小組給我打電話來，我在文化廣場對這個問題的判斷，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對你們的認識，你們的行動，作出了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陳伯達同志，江青同志都參加了會議，他們認為我這樣做是正確的……」
張春橋簽發的這「五項要求」的傳單，飛快地傳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顯然，能在針尖對麥芒之間對雙方作出裁決的，唯有毛澤東。
11月16日，毛澤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明確地表了態。毛澤東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毛澤東，對「安亭事件」作出了「終審判決」：支持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的「先斬後奏」。王力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飛快地傳到上海。
張春橋笑了。他「先斬後奏」成功了！他對「安亭事件」的處理，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於承認了「工總司」的「五項要求」。「工總司」勝利了！「王司令」勝利了！
「安亭事件」成為張春橋和王洪文勾結的開始。陳伯達在晚年曾經這麼回憶說[15]：
上海安亭事件，雖然當時王洪文等來北京未成，卻造成了一個很大的消極作用，使張春橋獲得同王洪文結合的機會，搞了一個所謂「一月風暴」，奪得上海的權力。
隨後張春橋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會堂，走路時碰到他們，張春橋介紹了一下。張春橋、王洪文在北京種種情況，我完全不知道。估計江青必然會同他見面。
在九屆二中全會一個比較大的批判我的會上，張春橋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離他們不遠，我聽到張春橋輕聲跟王洪文說道：「他（指我）那次給上海寫的那張傳單上，就是唯生產力論。」王洪文笑著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