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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曹荻秋下達「最後通牒」

曹荻秋

上海市區西南,15層的米黃色大廈,大門口高懸「衡山賓館」四個大字。這座建於1936年的大型賓館,坐落在衡山路上,與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數百公尺。

頭髮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賓館裡。雖說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陳丕顯,但是因為他當時查出患鼻咽癌,處於休養之中,於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線,他已經成為全市造反派炮轟的目標,便從康平路轉移至此辦公。

他原名曹仲榜,號健民,1909年8月2日,出生在四川資陽縣南津驛鎮。他改名曹荻秋,取義於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詩句:「楓葉荻花秋瑟瑟。」

早在1929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出任中共四川溫江縣工委書記。1931年初,擔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1931年3月,他來到上海,擔任上海學生赴京請願團總指揮。1932年3月17日,他與弟弟曹心哲在滬西被捕,1937年8月下旬被黨營救出獄。1939年任華東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解放初,曹荻秋擔任重慶市市長、市委書記。1955年,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1965年4月,柯慶施病逝,曹荻秋成為解放以來繼陳毅、柯慶施之後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長。然而,他受命於危難之時,因為出任市長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燒,他這個市長如同坐在火上執政!

秘書進來了,送來的不是中央文件,卻是正在上海街頭巷尾張貼的一份海報:

海報

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定於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十二點正在文化廣場舉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成立大會。會上將徹底批判和控訴上海市委壓制革命運動、迫害革命群眾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我們希望全市各工礦企業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支持我們,支援我們,積極參加大會,並熱烈歡迎一切革命群眾參加大會。

我們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礦企業的領導,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難革命造反派來參加這次大會,不准戴帽子、扣工資,不准挑動群眾斗群眾。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籌備組 1966年11月7日

這張海報的口氣倒不小。一個尚未成立、還在籌備之中的群眾組織,居然可以對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違令者就造你們的反」。

曹荻秋查閱了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寫得清清楚楚:「堅守生產崗位,不要到廠外串連」,「不要成立跨行業的組織」。

顯然,「工總司」違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荻秋給中共中央常務書記陶鑄掛了長途電話,陶鑄的答覆也很明確:成立「工總司」是不適當的。

11月8日上午,從康平路辦公廳——「康辦」打來電話,告訴曹荻秋,「工總司」代表已經來到那裡,要求見他。

「請劉冠同志接待他們。」曹荻秋答道。

劉冠,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按照曹荻秋的意見,出面接待了來訪者。

「我們要見曹荻秋!」來訪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氣說道。

「我可以把你們的要求,轉告荻秋同志。」劉冠回答道。

「我們對上海市委提出三項嚴正要求。」這些穿藍色工作服的來訪者,口氣跟那海報一樣大。

「你們說吧。」劉冠掏出工作筆記本,記下了他們的「三項嚴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須承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須參加9日的大會,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傳工具。

最後,來訪者彷彿在那裡提交最後通牒一般,說道:「限於今天下午2時前答覆!」

在這些「代表」走後,劉冠迅速把那「三項嚴正要求」轉告住在衡山賓館的曹荻秋。

面對王洪文的挑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負責同志開會研究了那「三項嚴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對策——「三不」,即「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市委還通知全市各工廠,要求工人們堅守工作崗位,不要去參加「工總司」的成立大會。

當時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還兼著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上海市委把有關決定打電話轉告了張春橋,他也表示同意。

「最後通牒」的時間——11月8日下午2時到了,上海市委仍沒有答應「工總司」的「三項要求」。

上海上空烏雲密佈,眼看著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