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聶元梓，成了那裡的風雲人物。
幾十張、幾百張大字報貼出來了，對王洪文進行反擊。
王洪文忽然「病了」。6月16日，他把一張病假單塞到了保衛科代科長王有富[6]手裡。
外灘。上海最早的公園——黃浦公園。往日，那裡是戀人們雙雙對對、花前月下的地方。如今，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裡，卿卿我我也被掃蕩殆盡。王洪文出現在冷清的黃浦公園裡。他的幾位共同揭竿而起的「親密戰友」也來了。
自從「造反」以來，王洪文的定海路小屋每天夜裡都成為他的「戰友」們聚會之處。不再打撲克，不再下象棋，不再劃酒拳，不再開「無軌電車」。他們秘密商量著怎樣繼續「炮轟」廠黨委。
小屋坐落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咫尺之近的窮街，四周也住著廠裡的工人。在小屋聚會已經引起鄰居們的注意。
於是，他們轉移到外灘的黃浦公園。王洪文已經理所當然地成為幾個「戰友」之中的頭頭。
經過一番計議，王洪文作出兩項決定：第一，到中共上海市委和紡織局黨委去告狀；第二，繼續寫大字報揭發廠黨委。
請了「病假」去告狀，毫無結果。王洪文拖著疲憊的雙腿回到小屋，把心中的憤懣傾瀉在橫格本上。
這一回，由王洪文起草，唐文蘭在他家小屋抄寫，完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6月18日清早，一張長長的大字報在廠裡貼出後，擠滿了觀看的工人。那醒目的標題：《再揭廠黨委修正主義幹部路線！》。「領銜作者」又是王洪文！
上海國棉十七廠裡的氣氛驟然緊張。針鋒相對，有人在王洪文的大字報旁邊，貼出另一張引人注目的大字報：《向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王洪文猛烈開火！》。
頓時，王洪文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新聞人物」、「爭議人物」，成為人們議論的中心。
矛盾急劇激化，終於發生了「保衛科事件」。
那是6月19日晚9時，廠黨委副書記張鶴鳴路過保衛科門前時，發覺裡面亮著燈光。最為奇怪的是，保衛科的門不僅裡面鎖著，而且門外還用一把掛鎖反鎖著。
「這麼晚了，是誰在裡面？」張鶴鳴敲門，無人答應。
保衛科是機要部門，敲門不開，顯然不正常。張鶴鳴隨即喊來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門，依然無人答應。
9時45分，終於把保衛科的一個工作人員找來。那門，便是他反鎖的——原以為門外也用鎖鎖上，不會有人知道屋裡有人。可是，從窗口射出的燈光，卻「洩漏」了秘密。
保衛科的門打開了。
人們一擁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兩個人正在裡面寫大字報！
雙方緊張地對峙著。
張鶴鳴發話了，批評王洪文：「保衛科是廠裡的重要部門。你把門反鎖，萬一有事，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邊的人進不去，誰負責？」
王洪文不正面答覆張鶴鳴的質問，轉移了話題：「我們要寫廠黨委的大字報，你身為黨委副書記，帶人闖進來，分明壓制民主，壓制群眾，壓制革命行動！」
唇槍舌劍，雙方爭吵起來。
工人們見王洪文蠻不講理，把他團團圍住。激烈的爭論聲，驚動了廠部辦公大樓。
第二天，「保衛科事件」見諸大字報。批判王洪文的大字報，驟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筆反擊，貼出一張又一張大字報，指名道姓斥罵張鶴鳴，口口聲聲稱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那時的上海國棉十七廠黨委沒有正書記，因此副書記張鶴鳴便是廠裡的第一把手。在王洪文看來，要想奪取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權，張鶴鳴非打倒不可。不過，要打倒張鶴鳴亦非易事：一是張鶴鳴不過四十來歲，沒有什麼政治歷史問題之類辮子可抓；二是張鶴鳴在工人中享有頗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張鶴鳴。
王洪文攪得上海國棉十七廠一片混亂，使這家九千人的大廠，成為上海紡織系統最亂的一家工廠。
為了使上海國棉十七廠能夠維持正常的生產，1966年6月20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決定，派出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
就在局工作隊到達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報表示「迎接」。那大字報的標題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鶴鳴》。
6月30日，王洪文又在廠黨委擴大會議上作長篇發言，「揭發」、「批判」張鶴鳴。
在這最初的「造反」歲月裡，王洪文顯示了他的蠱惑力、煽動力和組織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來人往，像個茶館一樣熱鬧非凡。
他從孤立之中掙脫出來。他的周圍，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們的目標，是打倒修正主義的廠黨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夥伴們強調這一點。
從7月7日起，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大字報迅速增加。
據當年的該廠「大字報組」的統計：從7月7日至7月19日，全廠貼出批判廠黨委的大字報達7525張！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上海紡織系統第一個亮出造反旗號的工廠。眼下，廠裡造反聲勢如此浩大，在上海數千家工廠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動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