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棉十七廠「騎」在楊樹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聳立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廠房。
1966年7月20日，路南、路北兩扇大門旁邊，都貼出了巨幅紅色標語。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紅色喜訊」降臨這家工廠。
果真，那紅紙上寫著斗大的黑字：「熱烈歡迎市委工作隊來我廠領導文化大革命！」「熱烈歡迎以施惠珍同志為首的市委工作隊進駐我廠！」
一彪人馬，在一個留著短髮的四十多歲的女隊長的帶領下，開進了上海國棉十七廠。
數千工人聚集在廠裡的禮堂。
女隊長登上主席台，她發表長長的關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講話，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通過廣播，全廠各個角落，都響著她的聲音。
「同志們，我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來上海國棉十七廠領導文化大革命……」她一說出這句話，台下便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她，施惠珍[7]，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她帶領著副隊長張六吉、趙戈、焦鳳麟，帶領著從上海市紡織、公安、工會等各機關抽調的一百多名幹部，組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新的領導核心。
施惠珍是一個早在1938年入黨的老黨員。解放前，先是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工作，後來到滬西區私營棉紡廠從事工人運動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國棉五廠的黨委書記。此後，她成為上海紡織工會副主席。從1958年起，調往上海市總工會。1964年起，出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
中共上海市委挑選施惠珍擔任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工作隊長，顯然經過仔細的考慮。她富有群眾工作經驗，對棉紡廠又熟悉，而與上海國棉十七廠沒有什麼人事瓜葛。
施惠珍經歷過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雖說對於眼下這場文化大革命，她並不理解，但她憑藉著以往的經驗工作著——按黨中央的指示辦事，按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辦事。
還沒有踏進國棉十七廠的廠門，施惠珍就聽說了王洪文的名字，知道他是廠裡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進廠之後，她就著手瞭解王洪文其人，摸清此人的情況。
萬萬料想不到，廠門口的紅色標語還貼在那裡，施惠珍在國棉十七廠還沒有站穩腳跟，就在市委工作隊進廠的第十天，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廠：《市委工作隊滾回去！》。
施惠珍讀著大字報，心中暗暗吃驚：工作隊的內部會議，工作隊的動態，大字報的作者怎麼一清二楚？
細細一檢查，施惠珍這才發覺，自己用老經驗辦事，出了個不小的漏洞：在工作隊領導之下，建立了「材料組」。這是一個要害部門，負責收集全廠運動的材料。施惠珍派了工作隊員擔任材料組組長，又從廠裡的幹部中抽調幾個人作為組員。按照老規矩，理所當然抽調廠裡原組織科、保衛科人員，其中包括唐文蘭等。她新來乍到，不知道調來的人員之中，好幾個是王洪文的密友。自然，工作隊的一舉一動，王洪文都清清楚楚。工作隊還沒有摸清王洪文的情況，王洪文卻已摸清了工作隊的情況。
「走了個姓孫的，又來了個猴子！」王洪文在他的小屋裡，向他的夥伴們作出自己的判斷：市委工作隊和廠黨委是一路貨，施惠珍跟張鶴鳴一個鼻孔出氣！
王洪文掉過了炮口，從猛轟廠黨委轉向炮打工作隊。
出現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異常動向，通過工作隊迅速地向中共上海市委報告。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正忙著向上海重要的單位派駐工作組，聽到上海國棉十七廠裡發出反工作組的聲音，當即引起了注意。
上海與北京存在著「時間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北京在6月3日派出第一個工作組——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取代原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領導那裡的運動。劉少奇沿用的是「老經驗」，土改派工作組，「三反」、「五反」派工作組，「四清」派工作組，自然，「文革」也派工作組。從6月8日起，北京出現反工作組的浪潮。7月19日，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已明確地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
然而，北京的聲音傳到上海，並不那麼快捷。正因為這樣，就在毛澤東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第二天——7月20日，施惠珍帶領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她壓根兒不知道，工作組已經成了「處理品」！
敏感的王洪文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最新消息。貼出反工作組的大字報，使他又多了一份「造反」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