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他總算不再當保全工了，當上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委員。
1964年，他調到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當上保衛員。這下子，他在進廠八年之後，終於在那幢廠部辦公樓裡，佔有一張辦公桌。雖說保衛員只是個科員，畢竟意味著他從工人轉為幹部。考慮到他是轉業軍人，廠裡還讓他擔任了基幹民兵連連長。他負責訓練廠技校的學生。就在這時，技校學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4]。
王洪文坐在保衛員的椅子上，巴望著保衛科科長的位置。那時候，保衛科科長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長。
每當廠裡來了外賓，王洪文總是把四六分的小分頭梳得光光的。外賓一到，他搶前一步上去握手；外賓離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遠遠地站在現場的保衛科代科長雖然已提醒過他，保衛員的職責只是保衛外賓的安全，而接待外賓是廠領導的事。可是，每逢這種場合，王洪文豈甘默默無聞。難怪他後來在天安門城樓上要搶著走在華國鋒之前。
漸漸地，王洪文的日子越過越艱難。小家庭添丁進口，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先是生了個女兒，取名亞萍，又生了個兒子，取名亞軍；最後，又添了個小兒子，取名亞民。
他呢，又抽煙，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家庭經濟陷入了困境。
他聽妻子說，她是崔家領養的女兒，他想尋找她的親生父母。好在他在保衛科工作，跟公安部門常來常往。
公安部門認真負責地替他尋找崔根娣的親生父母。過了些日子，傳來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陣驚喜！不過，見面之後，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親生父母也很窮。正因為窮，才把自己的女兒送人。
每當回到擁擠的小屋，王洪文長吁短歎。借酒澆愁買不起酒，借煙解悶缺煙錢，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動不動就發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錢！
他極力想從困境中掙脫，而在他看來騰躍之路，唯有「陞官發財」，或者更準確地說，就是「陞官」。
那時的他，「陞官」的目標，不過是做個科長罷了。
正當王洪文做著「科長夢」的時候，一盆冷水迎頭澆下，使他好夢破碎，惱火之極。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隊開進了上海國棉十七廠，「四清」運動開始了。所謂「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後來叫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清經濟」的時候，有人向工作隊反映：
王洪文穿在裡面的襯衫，是用廠裡的棉布做的，顯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時，用的黃沙、水泥直至門上的彈子鎖，是從廠裡偷去的。
在外賓走後，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級香煙塞進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見，王洪文從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難堪的是，有人要他當場把穿在裡面的襯衫脫下來，弄得他的兩頰漲得緋紅緋紅的。
雖說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兒，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畢竟暴露了王洪文靈魂深處的骯髒。尤其他身為保衛科幹部，身為共產黨員，這些醜事使他聲名狼藉，他差一點連科員都保不住了，當然別指望當科長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檢點，反而倒打一釘耙，心中燃起一股對廠黨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隊，還有那個向廠裡揭發他偷拿行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會第二居民小組組長余鳳珍[5]。他是一個報復之心很重的人，發誓有朝一日要余鳳珍「好看」。
就在這個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風暴席捲中國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