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8日上午，毛澤東要離開滴水洞了。臨走之際，他依依不捨：好幾位領導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幾次說：主席，走吧！要上轎車時，毛主席忽然又轉過身來往回走，步子邁得很大，很緩，邊走邊用韶山鄉音低低地念叨：「我還不想走吶，我還要再住一夜吶！」回到樓內的辦公室，七十三歲高齡的毛主席獨自坐在寫字檯前，默默抽煙，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鐘之後，只見他老人家緩緩站起來，喃喃說道：「還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吶！」[13]
毛澤東的專列，由長沙駛向武漢。他在那裡公開露面，接見了尼泊爾王國比蘭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見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和觀察員。
在武漢的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接到江青6月29日從上海發來的信。他把在滴水洞裡寫就的草稿，加以修改，補寫了前面幾句，於7月8日發給江青。
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是毛澤東一篇內涵廣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關於「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卻不像他的別的著作那樣容易理解，容易讀懂。大抵是由於內中許多思緒還不能公之於眾，甚至還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員們，而他又以為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結果應當寫下來，留存下來。思之再三，最恰當的形式，便是以寫給妻子的信的形式來表達——這是一封具有「政治遺囑」性質的信。
鑒於此函是極為重要的文獻，現全文照錄於下[14]：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指魏文伯、陳丕顯——引者注）的意見在那裡（指上海——引者注）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爾王國王太子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觀察員——引者注），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6月15日離開武林（指杭州——引者注）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稱「西方」——引者注）裡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28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引者注），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大念「政變經」，講述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又稱頌毛澤東的個人「天才」，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等等——引者注），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指《毛澤東選集》——引者注），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5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5月會議」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引者注），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此處指共產黨——引者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1966年7月8日
毛澤東此信一開頭，稱「6月29日的信收到」，那是指江青在6月29日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談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毛澤東此信，是對江青來信的回復，只是江青6月29日給毛澤東的信至今從未公佈過。
毛澤東此信，縱論20世紀中國的過去，評述眼下中國的「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又預言他死後的中國的未來。這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尋常的信。他把這一切寫給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當時對江青是充分信賴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賴的人已不多了。
此信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時，最初註明：「毛澤東在武漢致江青的信，寫成後在武漢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
這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對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澤東多次來武漢，向來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澤東行動機密，路過一些省、市時，往往不喜歡當地首長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澤東路過武漢，總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歡送。
此信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時，最初還註明：「原件為毛澤東銷毀，以上為毛澤東校閱過的抄件。」
文件沒有說明，為什麼「原件為毛澤東銷毀」。
據傳，周恩來閱畢，向毛澤東提出重要建議：此信可否給林彪看一下？因為此信中尖銳地批評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來想借助毛澤東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過分。毛澤東同意了。據稱，毛澤東囑咐：林彪看後，當面燒掉。這樣，這封重要的信由周恩來轉交給在上海的江青，江青看過之後又由周恩來帶此信到大連，交給在那裡的林彪看過。
當時林彪正在大連休養。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驚。閱後，當即表示悔悟之意。周恩來當著林彪的面（一說當葉群的面），用火燒掉了這封長信。
不過，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毛澤東當時對機要秘書說，「原稿發出，抄件存檔」。據後來看到過這一個「抄件」手稿的徐景賢回憶，「抄件」是抄在「一種直條紙上的」，「抄信人的字跡很稚拙」。徐景賢的回憶錄沒有提到這位「機要秘書」是誰，經查，1966年跟隨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是徐業夫。
以上的「據傳」，是對「原件為毛澤東銷毀」而又保留了一份抄件的一種解釋。
然而，這一「據傳」，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1998年1月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性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在收入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時，只註明「根據修改件刊印」。至於「修改件」是否繫手稿，沒有說明。該書中所收毛澤東其他文稿，倘若是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的，則必定註明「根據手稿刊印」。而該書在對全信所作的13處註釋中，也無一處提及「原件為毛澤東銷毀」。這表明，該書編者避開了「原件為毛澤東銷毀」這一問題。
據戚本禹回答余汝信的採訪提問時說[15]，「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這封信。你可以看看這封信的字裡行間，完全是毛的風格，而毛的風格，是任何人都難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這封信後，覺得應該在黨內最高層部分人中傳閱，得毛同意。傳閱過程中，周恩來抄了一份，陶鑄亦抄了一份。」
余汝信說，你的回憶，與官方解釋有出入。官方的說法是，毛的信在發出前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毛叫秘書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為批林整風匯報會的會議文件印發的，是毛秘書的抄件。
戚本禹答，當時，我負責毛的文件的保管，沒有這樣的印象。以後印發的，應該是根據周恩來的抄件。
余汝信問，那麼，在江青處的原件呢？
戚本禹答，林彪知道毛有這麼一封信（估計江青交黨內最高層傳閱時，林也是傳閱人之一）。在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後的一天，葉群到釣魚台找江青談這封信的事。葉群對江青說，林總不放心，為避免以後發生不好的影響，請示了主席，主席說，燒了吧。燒的時候，在江青的住處，江、葉在場，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測是怕日後萬一說不清楚，好有人作證），江青說了大致情況，我無意看信的內容，怕日後惹麻煩，待信完全燒光，葉才離開。
戚本禹是燒掉毛澤東致江青信的目擊者之一，他的回憶有一定價值。據戚本禹的說法，毛澤東致江青信不是周恩來在大連當著林彪的面燒掉，而是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後，在江青的住處燒掉的。
在林彪倒台之後，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此信作為會議主要文件印發，於是才第一次為世人所知。毛澤東在印發前，在抄件上作了親筆修改了兩處。其中有一處是「他（指蔣介石）就逃到一個海島上去了」改成「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
關於這封毛澤東致江青的信，由於沒有手稿，海外有人以為是在1972年5月為了批林整風的需要，「由康生提議，張春橋執筆，毛澤東首肯」而「補寫」的。這只是一種毫無根據的猜測罷了。這封氣勢磅礡、思想深刻的信，遠非康生、張春橋之輩能夠寫出的。
不論毛澤東出於什麼考慮在當時下令銷毀了此信原件，此信確係毛澤東手筆，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毛澤東致江青的這封信，是毛澤東晚年極其重要的著作。有人甚至評價說，這封信可以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另一個綱領性文件，其重要性不亞於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