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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點火於北京高校

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刊載「特大喜訊」,還配發了社論。

其實,這「喜訊」發生在十天前——7月16日,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

全國各報也都刊載這一「特大喜訊」。

新華社所發的通訊《毛主席暢遊長江》,透露了毛澤東遊泳時所講的話:「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煉身體,可以鍛煉意志。」[16]

這篇報道,給人造成了假象,似乎毛澤東仍在外地,仍在武漢。

其實,毛澤東在7月18日晚,已經回到了北京。

正焦頭爛額的劉少奇,聞訊急急趕去,卻被秘書擋駕——因為康生和陳伯達搶先一步,已在那裡向毛澤東訴說劉少奇如何向各大學派工作組,阻止學生們起來造反。

翌日,毛澤東才開始聽取劉少奇的匯報,因為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劉少奇主持的。

聽了劉少奇的匯報,毛澤東面露不悅之色,說了一番不悅之言:「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17]

毛澤東一席嚴厲的批評,注定了劉少奇倒台的命運。

緊接著,兩天之後,江青從上海趕回北京。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說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毛主席是7月18日回到北京的,我是7月20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

那陣子,江青頻頻前往北京大學,「點火於基層」。

她在7月20日才回到北京,22日就和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們出現在北京大學。

最初,她的話不多,口氣也還算不大。她7月22日首次在北京大學發表講話,不過這麼幾句:

黨中央萬歲!北大革命同學萬歲!

我也沒有多少話要講,因為我對情況不瞭解,我代表毛主席來看看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你們的大字報,因為情況不清楚,也沒有什麼話好講,是不是請伯達同志講講。

7月23日,江青二赴北大,話也不多,還算「謙虛」:

革命同學們:

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塊來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事,少犯點錯誤,跟同志們一塊來搞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塊的,不是脫離你們,你們什麼時候有意見叫我們來,我們立即來。現在我們瞭解還不夠,還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總之,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革命是大熔爐,最能鍛煉人。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我們站在革命派一邊。……

我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

翌日——7月24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小組」出現在北京廣播學院。這一回,她的調子明顯地比前兩日提高,聲言「我要來放火」了:

我們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同志,曾到你們這裡來講過話。我剛從上海回來,我完全同意他們兩位的意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們說是你們的學生,向你們學習,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熱情應該鼓起來,不應該潑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問候你們!毛主席很關心你們的革命事業。你們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進行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也許你們很關心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很健康。你們的情況還要繼續瞭解,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條子:「××不准進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

也就在這一天,在北京廣播學院,「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當眾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這番話,迅速被印成傳單、抄成大字報,為「樹」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當他用令人難以聽懂的閩南「普通話」講話時,由王力擔任他的「翻譯」。現從當年的傳單上,抄錄陳伯達的話如下:

最後講一講,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要駁斥,今天遞的一個條子,就是誹謗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拋頭露面,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入黨(應為在青島入黨——引者注)。我認識介紹江青同志入黨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讚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革命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

京劇改革前,我到劇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戲。京劇改革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要買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滿滿的,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變化,是開端。不要小看這個開端,這個改革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係,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個人都要看戲吧。

京劇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問題,京劇改革引起了對三十年代文藝路線的批判,這就引起了要檢查我們的文藝路線是否執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示,執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是執行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還是執行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革命是經常從一個地方打開缺口的,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這個條子使我想起了歷史上所有革命者沒有不受誹謗的,不受迫害的,你們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當成反革命壓制了自由,受了圍攻嗎?一個革命者就是要在這種圍攻中站得住。

剛才遞條子是揭露誹謗的,可見有人在這裡散佈流言蜚語,散佈誹謗,要警惕!

追溯起來,《紀要》中林彪那幾句話,可算是第一次「樹」江青,但也只是說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陳伯達這番話,對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頌,為江青上台吹響了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