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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

「文革」,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她再度成為活躍的演員,只是如今她活躍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

這個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組長,要陳伯達「組閣」。

陳伯達知道「第一夫人」的份量,便跟江青商議名單,決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加以增刪。

原起草小組除陳伯達組長外,組員共十人: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內中陳亞丁換成了謝鏜忠,因為陳亞丁是總政文化部副部長,而謝鏜忠是部長。把陳亞丁列為組員,不列謝鏜忠,不合適;倘兩人都列入,則總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刪陳亞丁,加入謝鏜忠。

在組員之中,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張春橋提為副組長。吳冷西被刪去。

此外,增加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增加劉志堅,是因為他參與了《紀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除了因為王任重是省委書記中的「秀才」,寫了不少雜文(常以筆名「龔同文」發表),而且由於他1966年1月24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會上關於政治掛帥的講話,頗受毛澤東重視,於1966年4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發下達全黨。

江青的目光,仔仔細細掃視著名單,發覺這一回又少了重要的「左」將姚文元。

雖然陳伯達瞧不起姚文元,說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不過礙於江青的情面,還是讓姚文元「忝居末座」——按級別,按資歷,姚文元是最低最淺的一個。

兩「評」——《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評〈三家村〉》的發表,使姚文元連升三級,從《解放日報》的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然而,這個把別人的肋骨當作向上爬的階梯的刀筆吏,還沒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就任,便飛往北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中央文革小組」名單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同意,報毛澤東批准。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周恩來與部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穆欣)合影。(孟昭瑞 攝)

從此,江青有了一個重要的實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這個小組,通常被人們簡稱為「中央文革小組」或者「中央文革」。

在四個副組長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並無「第一副組長」之稱。

據陳伯達對筆者說,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群眾見面時,主持者逐一介紹,介紹到江青時說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由此也就傳了開來。

不過,她其實不只是「第一副組長」,連組長陳伯達都怕她三分。後來,她實際上成了「中央文革小組」說一不二的組長。

四個大區的成員,增補如下: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前任鄧拓於1966年5月17日深夜自殺),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

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

楊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劉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這四人工作仍在原單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來北京,參與「中央文革小組」一些文件的起草。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全文只一句話:

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

這樣,「中央文革小組」有了兩名顧問,陶鑄排名於康生之前。

這樣,「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增至18人。

據王力回憶:「『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初,既無機構,也無制度,向中央反映情況,陳伯達靠《光明日報》總編穆欣,穆欣靠《光明日報》的內部刊物。當時辦公地點在釣魚台16樓,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個地方。穆欣當辦公室主任,另有收發文件的機要秘書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小組」,是個真正的「小組」,常務機構不過一個組長、一個辦公室主任、一個秘書而已,何況組長、辦公室主任還是兼職的。

「中央文革小組」後來大大「膨脹」起來:機構膨脹、權力膨脹。那是在江青從南方回到北京之後。

1966年8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攝氏40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醫院。

王力晚年在上海(葉永烈 攝)

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正式稱江青為「第一副組長」。這一通知全文如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

待陳伯達病癒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已大大膨脹,「代理組長」已成為「實權組長」。

在中共黨史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竟取中央書記處而代之。查遍中共80年的歷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時期,才會有這般非正常的現象。

毛澤東倒頗為讚賞,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古之民,不歌堯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書記處而歌中央文革。」

江青這位「實權組長」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躍為「中央首長」,成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人物——雖然她的職務只是那麼個「小組」的「第一副組長」而已。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