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以來，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典禮，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儀式的，總是北京市市長彭真。
1966年5月1日，這個「慣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門城樓上竟見不到彭真的身影！
這意味著彭真遭到了「麻煩」。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煩」：自從3月底毛澤東在杭州一連作了三次批評彭真、批判《二月提綱》的講話之後，4月1日，張春橋迅即寫出了《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給《提綱》羅列了三條「罪狀」，朝彭真開了一炮。
4月2日、5日，戚本禹以及關鋒、林傑那兩篇批《海瑞罷官》「要害」的、「被彭真壓了兩個半月」的文章，公開見報，對中共北京市委的壓力驟然增大了。
康生從上海飛回北京。
康生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到陝西給正在那裡的鄧小平：「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鄧小平坐飛機趕回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在上海發佈的「最高指示」。既然是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只得照辦。於是，書記處決定向全黨下達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康生叫列席會議的王力起草一個通知。當時，王力是康生手下的筆桿子，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在中國，有兩個同名同姓而又非常出名的王力。其中一個王力，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此王力本名王光賓，1939年加入中共。從事地下工作時，化名「王犁」。1943年發表小說《晴天》時，署筆名「王力」，取「王犁」之諧音。由於「力」筆畫簡單，他從此以「王力」為名。1958年6月1日當《紅旗》雜誌創刊時，王力擔任編委，從此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內。從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1963年起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據王力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6]，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句話：「中央於2月12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予撤銷。」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這一《通知》，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見了，以領袖的高度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當是理論性的。」
也就是說，通知不只是告知全黨撤銷《二月提綱》，而是應當在通知中從理論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綱》。
既然《通知》「應當是理論性的」，毛澤東指定由「理論家」陳伯達另外起草一個《通知》。
陳伯達以為王力「筆頭快」，要王力一起寫。這樣，陳、王二人寫出了《通知》的二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開會討論《通知》，彭真也在座。
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
彭真聽了，苦笑道：「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
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澤東見了，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毛澤東提議，搞個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再起草。
王力在家中（葉永烈 攝）
毛澤東提名陳伯達為組長，小組成員十人，即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
這個小組，人稱「中央文件起草小組」。
這時，35歲的姚文元，雖然寫了批《海瑞罷官》的大塊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員之中沒有他。
江青提議：「增加姚文元為組員。」
組長陳伯達沉思了一下，說道：「恐怕不合適吧。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辮子！」
關鋒愕然——筆者採訪關鋒時[7]，他回憶說，直到這時，他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聽「老夫子」的話，生氣了，說道：「我請示一下主席，由主席決定。」
每逢這樣關鍵的時候，江青總是要用「主席」來作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會議剛開始，江青便宣佈：「昨天我跟主席說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誰還敢反對？於是，姚文元進入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
至於江青是否向毛澤東報告過，是否得到毛澤東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為之力薦。江青為姚文元從上海進入中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問題，決定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
也就在這一天，在上海，「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們聚會於錦江飯店。組長陳伯達和組員康生去杭州開會了，小組便由江青主持。
這個小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通知》。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極其重要文件——後來被稱之為《五一六通知》！
剛剛完成《紀要》的江青，此刻居於異常顯要的地位。
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當即由張春橋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派人直送張春橋。此時，張春橋也成了顯要人物，人們笑稱他成了「秘書長」。
在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康生從杭州回來了。據王力回憶，這兩位「大秀才」居然「這以前他們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決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現在這樣的中共高層、核心會議上——儘管她連中央委員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張春橋、關鋒、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員。這些大「左」派們，以「文件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出席會議。江青踏進會場，顯得趾高氣揚——因為28年前的「約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擴大會議，不能不說是她的莫大的勝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卻沒有在會場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覆覆改定了《通知》，交會議通過就是了，用不著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劉少奇。他半個月前才從國外訪問歸來，對於急劇變化著的中國政局有點茫然。
會上唱主角的是兩個人：一是康生，向大會傳達了毛澤東跟他在杭州三次談話的內容，批判了彭真、陸定一；另一個則是「新星」張春橋，5月6日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介紹彭真、陸定一等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
彭真、陸定一成了會議攻擊的主要目標。加上已經遭到批判的羅瑞卿，還有為所謂「竊聽器事件」蒙冤的楊尚昆，變成了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遭到撻伐。彭真、羅瑞卿、陸定一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為候補書記，羅瑞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會內會外，火力交叉：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時，《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出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今非昔比，與半年前那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5月10日下午，刊登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當天的《文匯報》從上海空運至北京，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翌日送來的《人民日報》已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紅旗》雜誌也在第7期全文轉載。作為黨中央機關報刊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迅速轉載，充分顯示了姚文元的「權威性」。全國各報刊（包括各省報）也全都轉載了姚文元的《評「三家村」》。5月11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的《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歷史的車輪，終於滾到5月16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通知》。由於是在5月16日通過的，也就被人們稱為《五一六通知》。
據戚本禹回憶，《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時的情景是這樣的[8]：「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未有反對意見。其後，劉少奇再向坐在後排的列席人員說，你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一致通過』，但後者應不計入票數。」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書，是進行「文革」的綱領。歷史學家已經把《通知》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通知》的通過之日——1966年5月16日，定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開始之日。
主持會議的劉少奇，竟然並不知道《通知》中所說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這一段話，概括了進行「文革」的目標：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由於《五一六通知》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詞也就從所有的報刊上消失了。
5月18日上午，林彪面對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與會者，作了那次大念「政變經」的著名講話。林彪攤牌了，誣陷彭真聯合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搞政變，一手炮製了大冤案——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如果說，攻廖沫沙、批吳晗、揪鄧拓是「文革」的序幕，那麼清除「彭羅陸楊」則是「文革」開幕第一仗。從挖「三家村」的後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牽連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姚文元為揭開「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馬功勞」。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把「三家村」的「彭羅陸楊」聯繫在一起，清楚地說明了「文革」的序幕為什麼會從對「三家村」開刀開始：「羅瑞卿是掌握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可能搞得起來，大大小小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緊了拳頭，捏高了嗓門，拖長了聲調，說道：「我們同他們鬥，但內部要團結，要以毛主席為中心來團結，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來團結，他們這些傢伙的共同點，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鄧拓、吳晗、廖沫沙等等都是這樣，材料太多了。」
就這樣，「彭羅陸楊」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後台」，七個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線」串了起來。哦，「圍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後台」是第五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