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節剛過，大地又是一片銀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兒照樣在放鞭炮，女人照樣在穿新棉襖，老頭、老太婆照樣在吃餃子，小伙子照樣在下棋、玩撲克。誰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對台戲」在悄然開張。
1966年的2月，風雲突變的前夜。當江青和劉志堅等五個人在上海錦江飯店「座談」之際，北京釣魚台也有五個人在開會。
上海的五人會議開始於2月2日，北京的五人會議開始於2月3日。
上海「座談會」寫出了《紀要》，北京的小組會寫出了《提綱》。
《提綱》和《紀要》針鋒相對。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個小組，是1964年四五月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的，負責指導當時正在開展的學術批判。這個小組是在起草「九評」的過程中醞釀成立的。所謂「九評」，即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的。「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即《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九評」發表於1964年7月14日，即《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這五個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任組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陸定一任副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為組員。
「五人小組」自成立以來，事務不多，開會也不多。然而，這一次開起會來卻連軸轉。為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不能不予過問。於是，組長彭真決定召集會議，議題為「對批判吳晗同志所寫《海瑞罷官》的情況及繼續批判的問題進行討論」。
晚年彭真
「我看，一定要強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一原則。」會議一開場，彭真就明確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陸定一、周揚、吳冷西都贊同彭真的見解，唯有康生不置可否。
經過幾天討論，由彭真主持制定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因為會議是在2月召開，這個提綱後來便被稱為《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共分六個部分：（一）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二）方針；（三）隊伍；（四）左派要互相幫助；（五）關於爭論問題要準備質量較高的文章；（六）關於組織領導，即成立「學術批判辦公室」，許立群為主任，胡繩負責主持學術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綱》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五人小組寫出了《二月提綱》。不過，後來康生「聲明」，他是反對《二月提綱》的——儘管他也參加了會議，據說在會上「沉默」。
2月5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
2月8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專程到武昌向毛澤東匯報《二月提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不同意發表。
於是，2月12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
《二月提綱》顯然是針對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亂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見：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採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在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組」的動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難怪她以「有事」為理由，中斷了「座談會」，趕往杭州從毛澤東那裡探聽消息。
3月上旬，正當江青忙於修改《紀要》時，在北京爆發了「電話事件」。
那是張春橋為了摸清北京的動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去京。按照張春橋的佈置，楊永直跟許立群、胡繩談話，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綱》中所說的「學閥」指誰。
楊永直在3月11日返滬之際，許立群轉告了彭真的答覆。那是許立群記下楊永直提出的問題，向彭真匯報，對話的記錄如下，頗為微妙：
許：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
許：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隊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
彭：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游過泳沒有？
許：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
許立群把彭真的答覆，在電話裡告訴了楊永直。
楊永直回滬後，當即如實報告了張春橋。
張春橋聽罷，說道：「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紀要》的定稿進度，她要以《紀要》跟《二月提綱》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