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直接受害者是吳晗。吳晗最慘，一家四口，三條人命死於姚文元的筆下！
批鬥，隔離，入獄，一步一步升級，吳晗受盡折磨。他甚至「創造」了挨斗的「最高紀錄」——一天之中被拉到八個會場批鬥！
1969年3月18日上午，吳晗的愛妻、歷史學家袁震在苦風淒雨中離世。
吳晗的學生張海瀛，曾回憶1965年底在吳晗遭到猛烈批判的時候，前去看望他。師生間作了這樣的對話：
吳問：你還在鄉下嗎？幾個月沒來了？
張答：還在鄉下，是9月份返京時來過一次，已有兩個多月了。
吳問：最近看報沒有？
張答：看了。原先手頭沒有《文匯報》，《北京日報》轉載後，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這兩天讀了蔡成和同志和燕人同志批駁姚文元謬論的文章，真解氣！真痛快！真是以理服人！
吳說：姚文元根本不懂歷史還要裝懂，不顧起碼的史實，捕風捉影，胡亂聯繫，無限上綱，那能說服了誰呢？
張問：先生是否準備寫篇澄清史實的文章呢？
吳說：準備寫，問題是怎麼個寫法。
張說：看來這場爭論有點像郭老替曹操翻案時引起的那場風波。
吳說：不好類比。這場爭論的來勢要比那次猛烈得多。
1965年12月30日，張海瀛在《人民日報》上讀到吳晗先生發表的自我批評後，利用1966年新年休假，又去拜訪吳晗先生。
張海瀛後來回憶了兩人的對話：
吳問：你看報了嗎？
張答：看了，先生的大作我認真拜讀過了。
吳問：聽到些什麼反映和說法？
張說：反映很多，說法不一。有的說，《人民日報》發表先生的自我批評，說明這場爭論要收場了；也有的說，這不是收場的信號而是升級的信號。
吳說：從《人民日報》的按語來看，這場辯論是要擴大和升級的。假如辯論升級，事態惡化，你的學習就有中斷的危險……
張問：學習剛開了個頭就有中斷的危險，怎麼辦呢？
吳說：有志者，事竟成。你有志於明史，主要靠自己努力。我送你幾本書。
先生拿來《朱元璋傳》、《讀史札記》、《學習集》、《燈下集》、《海瑞集》以及在高級黨校的明史講座稿，在封面分別寫上：「送給海瀛同志。吳晗1966年元旦。」[30]
張海瀛說，從吳晗談話的口氣和舉動，可以看出，吳晗已經感覺到事態在擴大、升級，不可避免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他將面臨火與血的考驗。
此後吳晗一次次被拉上批鬥會。他遭到了一次次毒打。
1969年10月11日，被打得胸積瘀血的吳晗慘死於北京獄中，終年60歲。
他的女兒吳小彥受他牽連，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1975年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吳小彥因咒罵「四人幫」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於1976年9月23日自盡——如果她再堅持十多天，她就能聽見「四人幫」垮台的喜訊！
吳晗一家唯一熬過十年苦難的是兒子吳彰，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考上了清華大學分校。
億萬人民咒罵姚文元為「棍子」，而江青卻封之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
江青如此看重姚文元，她甚至曾當眾說過：「我死了，讓文元當主帥！」
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用禿筆蘸著吳晗的鮮血寫成的。
冤獄遍地，慘禍四起。姚文元的禿筆所到之處，淚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罷官》的馬連良也受禿筆撻伐，在「文革」的鑼鼓剛剛敲響之際便飲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連。《海瑞上疏》與《海瑞罷官》被誣為一「罵」一「罷」，南呼北應。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創始人、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共產黨員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盡凌辱，在遙夜沉沉中屈死。
一「馬」、一「麒」，都是中國京劇精英，全被姚文元禿筆一筆勾銷！
由於批駁了姚文元的謬論，上海三位著名學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學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誣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在1966年受迫害而死，不過53歲。臨死前，他還錚錚如是言：「有幾個問題是我事先絕對料不到的：第一，歷史人物要全盤否定；第二，對清官一棍子打死，這無論如何也不合邏輯；第三，現在忽然從學術討論完全轉到政治鬥爭。現在問題很難說，很可能今天沒有問題的人，明天有了大問題。（吳晗）哪裡會打著紅旗反紅旗呢？現在反正就是一頂帽子戴上去。……」
歷史學家翦伯贊教授、翁獨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蔣星煜，《海瑞上疏》編劇許恩言……文網恢恢，他們一個一個被押上批鬥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所引起的株連，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跡」，令人目觸心驚！
其一，株連古人。
海瑞死於1587年。他是廣東瓊山縣人，死後葬於故鄉。萬萬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370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騷擾。批判《海瑞罷官》的衝擊波，竟衝擊了位於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紅衛兵們手持鐵鎬，把海瑞遺骨從古墓中挖出，給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遊街！如此株連，恐世上絕無僅有！
雖然海瑞死後數百年不得安寧，然而，人們在這位當年的巡撫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幾枚殉葬的銅幣，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給那些狂熱的紅衛兵滴了幾滴清醒劑。
其二，株連眾人。
批判《海瑞罷官》而引起的株連之眾，也是創「紀錄」的，遠遠超過了封建王朝的所謂「株連九族」。張春橋、姚文元囑令文匯報社不要放過一封投反對票的讀者來信。
在《文匯報》刊出馬捷的文章之後，迷惑了眾多的讀者。讀者們以為《文匯報》「作風民主」，「敢於發表不同意見」，於是讀者來信如雪片般飛往文匯報社。
不料，在「文革」中，張春橋下令，把其中反對姚文元的三千多封讀者來信，逐一轉到讀者所在的工作單位。這三千多位讀者遍及全國各省市，蒙受了「惡毒攻擊中央負責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種形式的懲罰！其中有多少讀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讀者被隔離、入獄，多少讀者被戴上帽子，已無法統計。
其三，株連無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創了中國當代「文字獄」之先河。
一時間，由「罷官」引申到「貶」、「謫」，都被視為「替彭德懷翻案」。
1966年4月3日，《貴州日報》發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黃秋耘的《魯亮濟摘印》。
《羊城晚報》批判了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
陶淵明曾高歌「歸去來兮」，辭職歸隱，被視為海瑞的「同黨」。於是，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也在劫難逃。
海瑞「抗上」，那個魏征也「抗上」。於是，蔣星煜的《李世民與魏征》遭到亂箭勁射。
由於《海瑞罷官》是大毒草，於是所有寫過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畫過海瑞連環畫的作者，全遭討伐。
著名美術史家、詩人常任俠無端被牽入《海瑞罷官》一案，其起因可編入《新天方夜譚》！
吳晗在《海瑞罷官》單行本的序的末尾，寫了這麼一句致謝的話：「畫像（指海瑞畫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的，墨跡（指海瑞墨跡——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俠同志送的，並致謝意。」
也就因為這麼一句吳晗致謝的話，使這位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圖書館主任成為打手們注意的目標。不過，光是憑常任俠把一份海瑞墨跡送給吳晗這一點而打倒他，就連打手們也覺得還缺了點什麼。
天底下竟有這樣的巧事、奇事：報上曾登過一篇稱讚《海瑞罷官》的文章，署名「常談」，而常任俠偏巧姓常，打手們便一口咬定，「常談」是常任俠的化名！
於是乎，常任俠「步步高陞」；先是站高台，戴高帽，頭銜是「吳晗的幫兇」；不久，提了一級，成為「吳晗的死黨」；又過不久，又提一級，成為「彭真的死黨」。
常任俠教授在憶及這場飛來橫禍時，感歎萬分。他引述了吳晗在《朱元璋傳》中描述朱元璋設置文網的一段話，倒是可借為準確地描繪中國20世紀60年代的文網：
「網羅佈置好了，包圍圈逐漸縮小了。蒼鷹在天上盤旋，獵犬在追逐，一片號角聲，吶喊聲，呼鷹喚狗聲，已入網的文人一個個斷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網外圍觀的，在戰慄，在恐懼，在逃避，在偽裝……」
歷史現象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寫過明代文網的吳晗，到頭來落入「文革」之網，可悲可歎！
這裡順便提一筆，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兩年多，吳晗的《海瑞罷官》還難以平反，姚文元的那篇「宏文」還難以批判。內中的原因，是由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經過毛澤東同意才發表的，有著「御批」的「來頭」；再說，「彭德懷就是海瑞」這最高指示，人人皆知。在「兩個凡是」占統治地位的年月，無人敢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儘管姚文元早已倒台。
其實，否定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最深刻的含義，在於否定「文化大革命」──因為是這篇「宏文」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在「兩個凡是」的歲月，還高唱「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呢！
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報》終於勇敢地打響第一炮，發表了蘇雙碧的《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蘇雙碧，傳言稱是「吳晗的秘書」。其實，當年他是北京歷史學會唯一的專職幹部，而會長是吳晗，故與吳晗相知甚深。蘇雙碧後來在1974年調往《光明日報》工作。
也正巧，在1978年4月上旬，楊西光出任《光明日報》總編。在楊西光的主持下，《光明日報》在1978年5月11日，推出歷史性的文獻──「本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炮猛轟「兩個凡是」，從此引發全國性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蘇雙碧決心為吳晗申冤，打響批判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第一炮。蘇雙碧是這樣回憶的：
我當時覺得，由我來寫這篇文章，至少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我年輕，又是報社的一名普通編輯，即使文章有點偏差，上面也不至於太計較；二是我曾和吳晗一起工作過，又參加過鄧拓、范瑾同志為組長的後來被稱為「假批判真包庇」的寫作組，多少也算瞭解一些內情。據此，我決定試一試，並著手準備寫這篇文章。
然而，這件事畢竟太大了，按組織原則，我必須向報社領導匯報我自己的想法，並徵得領導的同意，才能著手去做。
大約在（1978年）11月10日左右，我得知總編輯楊西光同志很快要去出席中央工作會議。那天下午正好在樓道碰到他，我向他說明我要寫一篇從政治上狠批姚文元並替《海瑞罷官》平反，從而為全面替吳晗平反作輿論準備的文章。西光同志幾乎沒有多加思索就表示同意，並說：「批姚文元總可以吧，吳晗平反是時間問題。」他態度明確，堅決，增強了我的信心。
隨後，我告訴了主管理論部工作的副總編輯馬沛文同志，他對我的設想報予極大的興趣，要我以最快的速度寫出來，並讓我把別的工作先放一下。於是，從構思到查材料到寫文章，大約只用了兩天多時間。把文章初稿交給馬沛文同志後，第二天一早他就來找我，認為文章基調不錯，大體可以。[31]
就這樣，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報》勇敢地發表了蘇雙碧的《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引起強烈反響。蘇雙碧這樣說道：
當天廣播電台廣播了這篇文章的摘要，《文匯報》等全國許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當天決定出版這篇文章的單行本。
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播發刊登這篇文章的消息和評論，根據他們的政治敏感和政治需要進行評述和猜測。
美國《紐約時報》11月16日的一篇專稿認為，這篇文章是迄今為止的「最驚人之舉」。
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聞》評論中認為，這篇文章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11月18日，《日本經濟新聞》認為這是一篇「衝擊性很強的文章」。
其實所謂「最驚人之舉」或「衝擊性很強」的說法，是對中國歷史的不瞭解。「四人幫」製造的冤案是一定要得到平反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作風的表現。[32]
[1]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頁。
[3]1986年7月8日，葉永烈採訪王維於上海。
[4]據章劍鋒：《「文革」上海寫作組的那些事兒》，《南風窗》2010年第8期。
[5]1986年9月5日，葉永烈採訪陳虞蓀於上海。
[6]1986年7月8日，葉永烈採訪王維於上海。
[7]1986年9月5日，葉永烈採訪陳虞蓀於上海。
[8]1986年9月5日，葉永烈採訪陳虞蓀於上海。
[9]1986年9月5日，葉永烈採訪陳虞蓀，同年9月11日採訪全一毛。
[10]唐振常：《漫談陳虞老》，《上海灘》1994年4期。
[11]1986年9月5日，葉永烈採訪陳虞蓀於上海。
[12]1986年10月12日，葉永烈採訪李俊民於上海。
[13]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0頁。
[14]據梅白：《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裡》，《春秋》1988年第5期。
[15]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1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頁。
[17]閻長貴，王廣宇著：《問史求信集》，紅旗出版社2009年版。
[18]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1頁。
[19]據李遜：《〈海瑞罷官〉：尚未披露的史實》，《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20]筆者自1988年10月31日起，曾多次訪問關鋒。另外，也多次訪問了陳伯達。有一些文章說戚本禹也在座，陳伯達、關鋒否認此事。筆者訪問戚本禹時，他同樣說，他沒有參加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雖然毛澤東的談話中提及他。
[21]引自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的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22]1988年3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關鋒。
[23]此文原載《知情者說》之二，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24]胡喬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載董邊、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頁。
[25]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載董邊、鐔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頁。
[26]彭亞新：《田家英小傳》，載董邊、德山、曾自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頁。
[27]余廣人：《當代一幕政治悲劇：田家英以死諍諫》，《炎黃春秋》1997年第2期。
[28]曾自、曹應旺：《田家英與毛澤東的詩詞交》，載《名流寫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2頁。
[29]鄧力群：《悼念家英同志》，1980年4月19日《人民日報》。
[30]張海瀛：《憶吳晗師》，《吳晗紀念文集》，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31]蘇雙碧：《為〈海瑞罷官〉平反的前前後後》，《炎黃世界》1996年第2期。
[32]蘇雙碧：《為〈海瑞罷官〉平反的前前後後》，《炎黃世界》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