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畔，毛澤東1965年12月21日上午談到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一席話剛剛說畢，陳伯達迅即把毛澤東關於姚文元文章的評論，轉告了江青。
「主席這麼重要的指示，要趕緊向全黨傳達。叫田家英馬上把談話記錄稿整理出來！」當江青把來自陳伯達的重要消息告訴張春橋的時候，張春橋提醒了江青。
姚文元補充了一句：「主席的話，是對我們辛辛苦苦工作了半年多的最大鼓勵和高度評價！」
江青一聽，覺得張春橋、姚文元言之有理，便催促田家英整理記錄。
43歲的田家英，在毛澤東身邊已經工作了17個年頭。
毛澤東對田家英頗為器重。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上致開幕詞。許多人稱讚開幕詞寫得簡短有力，毛澤東笑道：「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寫的，叫田家英，我的秘書。」
毛澤東還讓田家英擔任了《毛澤東選集》四卷987條註釋的主編，參加許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生於四川成都。他從小失去父母，在中藥鋪裡當學徒。1937年，15歲的田家英投奔延安，走上革命之路。1938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十年之後，正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田家英，調任毛澤東秘書。新中國成立以後，田家英擔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他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田家英向來為人正直。最初，提議田家英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據說是陳伯達。在田家英擔任毛澤東秘書之後，陳伯達常常向田家英探問，毛澤東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思索些什麼問題？有些什麼新見解？……陳伯達摸到了毛澤東的動向之後，搶著寫文章，迎合毛澤東的最新見解，以求博得毛澤東的好感。
一回，兩回，三回，引起了田家英的警覺。從此，每當陳伯達向田家英摸「動向」的時候，田家英總是支開話題，聊起別的事。這使陳伯達深為不快。
這一回，田家英接到了整理毛澤東講話的任務，而現場記錄是艾思奇和關鋒，他就只好說：「老艾、老關，請你們兩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談話紀要。」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
關鋒是快筆頭，忙碌了一天，就寫出了毛澤東的談話紀要[22]。對於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話，他照錄不誤。
關鋒把紀要交給田家英。田家英看了之後，把毛澤東談及戚、姚的那段話刪去了。
紀要印出來。陳伯達一看，冒火了。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跳腳了。
江青心急似火，馬上去問毛澤東：「那一段話，是你刪的，還是田家英刪的？」
陳伯達給江青打來了電話……
當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刪的，怒不可遏，咬牙切齒地罵道：「老右傾！」
一點也不假，是田家英下了決心，刪去了毛澤東的那段話。
由於田家英刪去了毛澤東談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話，後來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當然，田家英之死還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卻是導致田家英自殺的重要原因。
也正因為這樣，關於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歷史事件。但是，關於這一事件卻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
以上所述，是根據筆者1988年3月初，在北京對不久前從秦城監獄獲釋的關鋒的採訪。筆者以為，儘管關鋒是田家英的「冤家對頭」，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關鋒畢竟是重要的當事人之一，他的敘述畢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筆者還曾多次訪問過陳伯達。陳伯達也是重要的當事人。據陳伯達說，關鋒所講的記錄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刪去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是無疑的。
關鋒所敘，是否屬實？讀者諸君可以從以下種種說法加以比較：
說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載王凡先生所寫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對筆者採訪的關鋒的回憶提出異議，認為：
一、艾思奇沒有參加過記錄的整理；
二、記錄是關鋒整理的；
三、關鋒整理的記錄本來就沒有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刪去那段話的問題。
原文如下：
很顯然，這樣的敘述是與真實情況不符的。艾思奇並沒有直接參加紀要的整理工作，他從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關鋒最初整理出的紀要，原本就沒有言及《海瑞罷官》的話，根本不存在從紀要中刪除的問題。關鋒在完成紀要稿後，曾提出毛澤東有關《海瑞罷官》的言論不寫進紀要「行不行」的疑問，但田家英、胡繩對此沒有理會。
回京後，關鋒將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等話寫入紀要傳了出去，引起江青的憤怒。因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精心策劃的。最初，她在北京組織人寫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張春橋。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執筆。
文章寫成後，江青只給毛澤東一人看，當毛澤東提議讓中央其他領導人過目時，江青極力說服他：不要送周恩來了，因為一送周，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他們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這些情況，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鎖得很嚴密，連中央的核心領導都被瞞過了。
十多年後，董邊在拜望胡繩同志時，和他談起此事，胡繩回憶說：關鋒後來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加上，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只好加進去了。我們在此事的處理上，的確缺乏政治敏感性，關於《海瑞罷官》的話，雖然是附帶的枝蔓，但份量很重，不可小視。而且後來這篇講話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們不主張放進的那段話。原先的主題，倒不再提起了。
胡繩告訴董邊，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觸瞭解，能明顯體會出家英主張刪去那段話，與他1959年參加廬山會議，對彭德懷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罷官》來進一步譴責彭德懷的思想感情是分不開的。[23]
說法之二，是胡喬木的回憶。田家英夫人董邊贈給筆者《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書中收入胡喬木的回憶文章。胡喬木根據田家英生前對他所敘，認為：
一、那記錄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從杭州回到北京之後整理的；
二、田家英在整理記錄時「堅決不提」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
胡喬木的回憶如下：
1966年初，毛澤東曾向家英等人談及姚文元的文章，談話的情況家英曾詳細告訴過我，當時我們十分不安，聯想到楊尚昆、羅瑞卿兩同志分別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職，感到政治風雲日益緊張險惡。家英對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婦雖深懷戒懼，對毛主席始終敬愛忠誠。正因為這樣，他在回京後整理毛主席談話時，堅決不提《海瑞罷官》是吳晗用來影射彭德懷罷官的說法。王、關、戚一夥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註：另一人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為名，宣佈田家英的罪狀，逼迫家英遷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對他的誣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銜冤辭世。[24]
說法之三，是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文章。他以為：
一、在杭州整理記錄的時候，田家英就提出不要寫入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胡繩、艾思奇支持，關鋒不表態；二、回到北京之後，由於關鋒堅持要寫入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最後印發的記錄上還是寫上了那段話（前幾種說法都說最後印發的記錄上沒有這段話）；三、是關鋒向上告密。
逄先知的原文如下：
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講話時，田家英提出，不要把這段話寫進去，因為它不符合事實，《海瑞罷官》與彭德懷問題沒有關係。這個意見先得到胡繩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關鋒不表態。回到北京，關鋒糾纏不休，非要把那段話寫進去不可，經過一番周折，最後只好恢復。後來，關鋒把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條罪狀。[25]
說法之四，《田家英小傳》的作者彭亞新。他以為：一、記錄是田家英整理的；二、田家英在整理記錄時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三、告密者除了關鋒之外，還多了個戚本禹。
彭亞新的原文如下：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文匯報》上發表，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海瑞罷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等人談話時說：
「《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意見有保留。為了保護這場批判運動可能傷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澤東這次講話時，田家英毅然刪去講話中涉及彭德懷的內容。還刪去了毛澤東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談話。
整理講話的事關鋒知道，他與戚本禹合謀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給田家英加上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26]
田家英夫人董邊
說法之五，是余廣人的文章，以為：一、建議整理毛澤東講話記錄的，不是江青，卻是田家英；二、田家英在記錄中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三、田家英刪去那段話的原因是由於毛澤東「附帶」談到的。
原文如下：
田家英認為這篇談話內容很重要，建議搞個談話紀要送給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時，他認為《海瑞罷官》不過是附帶提到的，和其它附帶提到的許多話不必記入紀要。這樣，就搞出了一個刪去了所謂「海瑞罷官的要害」的談話紀要。[27]
說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和曹應旺所寫的《田家英與毛澤東的詩詞交》，認為：一、是田家英在紀要中刪去了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二、田家英刪去這段話的原因是這段話不屬於「重要的內容」。
原文如下：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對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五人談話，談到《海瑞罷官》時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澤東這個談話紀要時認為重要的內容是關於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而並不是《海瑞罷官》和其他問題。於是刪掉了這句話。這個刪掉了「《海瑞罷官》的要害」的紀要，在江青、陳伯達、關鋒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條罪狀。[28]
說法之七，是鄧力群。他以為：
一、田家英是由於「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志翻案」而刪去毛澤東關於戚、姚的那段話；
二、田家英是被「一個混進黨內的壞人告發」。
原文如下：
1965年，家英同志參加整理一個談話記錄。他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反對把《海瑞罷官》一劇說成是為彭德懷同志翻案。事後不久，就被一個混進黨內的壞人告發，從此對他定下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大罪。[29]
以上七種說法，加上關鋒的回憶，總共八種，各不相同。究竟誰的說法更符合真實，有待於歷史學家細細考究。
江青罵田家英是「老右傾」，而他確實是個「老右傾」！
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時，在7月23日上午聽罷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那次大會講話，田家英的心像灌了鉛似的。他站在廬山上，寫下這樣的詩句，抒發自己對彭德懷的同情：「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田家英跟摯友李銳在山上漫步，談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邊工作多年。我對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後，不要有人議論！」
不料，李銳在跟一位老同志談心時，無意中說出田家英的這句話。於是，田家英便作為「右傾」而挨整。
眼看著「文革」大幕即將拉開，中國又要面臨新的災難，田家英毅然刪去了毛澤東的那段話——他既知道那段話傳出去會給「左」派們增添瘋狂的勁頭，他也知道一旦被陳伯達、江青查出之後意味著什麼。
然而，田家英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繼鄧拓之後，第二個犧牲者便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
由於田家英憑著一股正義之感刪去了毛澤東談話中對姚文元、戚本禹文章的評語，激怒了陳伯達和江青。1966年5月21日，以陳伯達為組長、以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派人來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大會上宣佈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5月22日，田家英被停職檢查，收走全部文件，並勒令他在23日，滾出中南海。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憤交集，棄世於中南海。他，年僅44歲！他與鄧拓之死，僅相隔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