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姚文元的書桌上，《海瑞罷官》劇本以及《明史》已被撂在一邊，代之以鄧拓寫的《燕山夜話》和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寫的《三家村札記》。「金棍子」要從打吳晗轉向打鄧拓和廖沫沙了。
說實在的，姚文元本來對鄧拓頗為敬佩，對《燕山夜話》深為讚賞。
1962年，姚文元曾給上海人民出版社寫過這麼一封信：
編輯同志：
準備把自己這三年來寫的雜文、短論，選其在當前現實意義、思想意義較大（即能鼓舞情緒、提高認識的），編一本類似《燕山夜話》那樣的雜文集，並取一個有趣而有意義的名字（如《蟹的雜感》），想把它寄給你們，不知你們是否接受這樣的稿件？
致
敬禮
姚文元5月30日
這封信清楚地表明：鄧拓北呼，姚文元南應。他要步《燕山夜話》的後塵，出版「上海版」的《燕山夜話》。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如今，姚文元「反戈一擊」，把《燕山夜話》當作「大批判」的箭靶了。就連張春橋也是如此。當年，當鄧拓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之時，張春橋任副總編輯，曾一起共事。如今，為了順應「階級」的需要，全然不顧這些了。
又一番「對外保密」。經過幾次修改，經過江青、張春橋動筆斧定，由江青把大字本送到毛澤東手中。
標題：《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署名：姚文元。
毛澤東閱畢，拿起鉛筆，思索了一下，把原先標題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刪去。於是，江青便吹噓了：「經過主席親筆改定……」
江青和張春橋第三次看中《文匯報》，決定在上海發表。
作為「軍師」，張春橋選擇了「最佳時機」——1966年5月10日，在《文匯報》上拋出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確實是「最佳時機」，因為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一次全面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策會議。
因為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軍報》上登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指明「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江青還點明：「《前線》、《北京日報》長期以來，為吳晗等人打掩護，現在突然『積極』起來，……他們不過是借批判之名，行掩護之實，打起鬥爭的招牌，幹著包庇的勾當。」這樣，江青就借「圍城打援」，從吳晗身上「擴大戰果」，把矛頭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進而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刊《北京日報》和《前線》雜誌，直逼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
隔了一天，姚文元的《評「三家村」》在上海見報了。姚文元的文章，是按照江青的調子，從批判《海瑞罷官》打開缺口，「擴大戰果」，成為轟擊中共北京市委的第三發重磅炮彈：第一發俞銘璜的《「有鬼無害」論》轟擊廖沫沙，第二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轟擊吳晗，如今第三發轟擊鄧拓及整個中共北京市委。這三發重磅炮彈都是從上海「基地」起飛，都是以《文匯報》為炮口。
「四人幫」其實最初是「三人幫」：以江青為核心，以張春橋為「軍師」，以姚文元為「棍子」。那時候，「造反司令」王洪文還在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辦公室裡逍遙，他連做夢也想不到日後來會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親密戰友」。
姚文元的長文刊出的當天下午，500份《文匯報》由上海空運抵京（那時的《文匯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一輛小轎車已等候在機場。轉眼之間，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開會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氣勢洶洶，再也不披什麼「學術討論」、「百家爭鳴」的外衣，「金棍子」打下之處，頓時血跡斑斑，動不動「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還是「徹頭徹尾」的。
大抵是某種巧合，在中國古文中，「筆」與「刀」常常連在一起。替人寫作，曰「捉刀」。整理文書的小官，曰「刀筆吏」。古時刀筆相連，那是因為古時以竹為紙，筆在竹簡上寫字，誤寫之處即用刀刮去，刀相當於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卻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筆吏」，其筆如刀，筆能殺人！
《評「三家村」》一文，充滿殺氣，血光照人。
人們都還記得，在《海瑞罷官》批判剛開始時，鄧拓是裝作正確的姿態出現的。在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策略之後，鄧拓化名向陽生，寫了一篇名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的長文章，在《北京日報》、《前線》同時發表。這是一篇以「批判」吳晗為姿態為吳晗救命的文章，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北京日報》、《前線》同時大登鄧拓「批判」吳晗的文章，這難道只是什麼「喪失警惕」麼？這難道是什麼「放鬆了文化學術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麼？不，完全不是，他們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們對黨和人民進行「階級鬥爭」是抓得很緊的。……
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貫穿著一條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誣蔑和攻擊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攻擊黨的總路線，極力支持被「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進攻，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猖狂進攻。……
姚文元危言聳聽，把鄧拓、吳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團。
鄧拓、吳晗、廖沫沙這個時期所寫的大批向黨進攻的文章並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干」，而是從「三家村」的合夥公司裡拋出來的，有指揮、有計劃，異常鮮明地相互配合著。吳晗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
篇末，姚文元聲嘶力竭，唱著高調，不可一世。
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在原則問題上，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為社會主義革命，為保衛毛澤東思想，為共產主義事業，敢想、敢闖、敢做、敢革命！
這篇末一席豪言壯語，意味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第一個死於姚文元那如刀之筆的是鄧拓。
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發表後的第七天——1966年5月17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54歲的鄧拓寫好兩封遺書，塞在枕頭之下，於夜深人靜之際悄然而又憤然辭別人世。
一封簡短的遺書留給愛妻丁一嵐，而一封長達四千多字的遺書則是寫給彭真、劉仁並北京市委的。在長信中，鄧拓用生命之燭的最後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憑空誣陷．他寫道：「……文章的含義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一百七十一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