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傳部不知，中共中央華東局不知，而在柯慶施死後，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張春橋一人知。
據說，一開始，就連毛澤東也不知道！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共和國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卡博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巴盧庫談話時，談到「文化大革命」，說了幾句至關重要的話：
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16]
毛澤東是否真的「開頭寫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
有人以為，沒有毛澤東的點頭，江青怎敢去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也有人以為，一開始可能是江青借用毛澤東的名義去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文章寫出初稿之後，送毛澤東審閱。
不過，江青卻一次又一次吹噓說：「批判《海瑞罷官》，是主席親自過問、親自組織、親自發動的！」
據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和曾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王廣宇所著《問史求信集》[17]一書查證，江青在《為人民立新功》中說：「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主席在那裡親自領導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毛澤東在審閱江青的這個講話稿時，刪去了「是主席親自在那裡領導的嘛」一句。
江青一次次來上海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中共上海市委只有第一書記柯慶施知道。1965年4月9日，柯慶施病逝。1965年11月，陳丕顯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這時，張春橋、姚文元所寫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已經寫到第八稿了。陳丕顯回憶說：
柯慶施死後，江青與上海市委的聯繫就斷了線。張春橋、姚文元也不好越過我，天天躲在密室裡寫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張春橋、姚文元。萬不得已，江青主動找我，要求繼續借用張春橋、姚文元。江青對我說，前幾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罷官》，但主席不同意，還勸她有工夫多看幾本書。她最後只好保留意見。江青還說，她一個人說不動主席，就請康生出面說。康生說，這事得慢慢來，不能操之過急。後來經過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議，把《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和彭德懷問題聯繫起來。開始，主席不同意；後來康生又說，這齣戲的要害是罷官，是要為彭德懷鳴不平。這引起了主席的重視，他默許了。江青還說，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於是她才來到上海。柯慶施對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並要我對任何人都保密，特別是不能讓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寫文章還要如此保密？我當時也覺得有點蹊蹺，但也並沒有把它當成什麼大不了的事，心想不過就是寫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見可以講，別人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講。我當時還想，這大概是江青想出點風頭，先對外保密，待發表時再一鳴驚人，讓大家佩服她。
江青佈置完就走了，張、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繼續抓緊策劃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各大區書記都參加。華東局因柯慶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書記，因此中央通知我和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到北京參加會議。臨行前，張春橋把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交我帶給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張、姚七易其稿，他們交給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沒想到這一次我竟成了他們的「信使」，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罷官》的稿子。
據後來張春橋自己邀功說，以前幾稿，都是他把稿子夾在《智取威虎山》的錄音帶內，用飛機送到北京江青那裡的。江青自己也自鳴得意地說，張春橋每次來，都裝著為的是搞樣板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
一路上，我心裡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罷官》的事要保密，特別不能讓北京市委知道，但我總感到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個副市長、著名史學家，卻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這不僅會影響到兩市關係，也不符合組織原則。
到北京後，我把稿子轉給了江青，同時也把自己的顧慮悄悄地告訴了魏文伯，他也認為此事不妥，應該向中央領導報告。我們議論了一番，覺得最好是找個機會向周總理或陳老總匯報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總理首先講了抗美援越問題，然後各中央局書記開始匯報。當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匯報工作時，毛主席針對西北局的工作講了一段話，突然他話鋒一轉說：「現在我提出一個問題，」說著面孔變得嚴肅起來，「這就是必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氣爽，氣候宜人，但聽到毛主席這一句話，我不禁渾身感到一股涼意。與會者都感到驚愕，誰也沒有理解這句突如其來的話的含意。接著，毛主席把頭轉向彭真，問道：「吳晗的問題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對這問話，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吳晗有些問題當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參加訪問朝鮮代表團在朝時的一些講話就有錯誤。」顯然，彭真同志對毛主席這句話的含義也並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對視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經看過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了，並且是同意批《海瑞罷官》的。我想，主席問彭真同志「吳晗可不可以批判」，有兩層意思，一是徵求一下意見，二是打個招呼。會後，魏文伯對我說：「阿丕，這下不用擔心了，毛主席都問過彭真了，我看咱們也不用再找總理和陳老總匯報了。」後來的事實果然證明了我們的猜測，江青事後告訴我，毛主席看過這篇文章，已經同意了。[18]
另外，毛澤東在1967年5月1日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看了三遍，認為基本還可以。」[19]
毛澤東所說的「看了三遍，認為基本還可以」，就是指張春橋、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第八稿。
正是毛澤東看了張春橋、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第八稿，表示同意，於是江青、張春橋就把文章交給上海《文匯報》發表。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的第四天——11月13日，毛澤東的專列駛離北京。他先到山東，又去安徽、江蘇，於11月19日抵達上海。毛澤東一路視察，一路提醒人們警惕修正主義。
12月8日至1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林彪在會上誣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篡軍反黨」。於是，這位身材高大的有著「羅長子」之稱的大將被罷官，楊成武出任代理總參謀長。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匯報表演。
此後，毛澤東下榻於杭州。
12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作了長談。談話從上午9時一直談到12時。[20]
毛澤東在長談中，談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過文中沒有點翦、吳的名字），也說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原話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21]
1988年3月初，筆者在北京拜訪了從秦城監獄獲釋的關鋒。他說，這是他第一回與人談「文革」。我請他回憶當年毛澤東談話的情景，關鋒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回憶道：
1965年4月，毛澤東在長沙時，曾找五個人——陳伯達、胡繩、艾思奇、關鋒、田家英談話。半年之後，毛澤東在杭州，又找這五人談話。
當時，陳伯達已在杭州，住在大華飯店。關鋒和胡、艾、田於11月中旬飛抵杭州。當時，姚文元的文章剛發表，連關鋒都沒有在意，以為那是一篇學術爭論文章。
毛澤東找這五人，為的是要商談為「幹部必讀」的六本書，即《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的中譯本寫序言。毛澤東已準備自己動手為《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寫序言。
就在這時，毛澤東和陳伯達忽然離開了杭州，聽說去上海了。後來，關鋒才知道，他們去上海出席「解決羅瑞卿」的那次緊急會議。
毛澤東返回杭州，才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五人開會。一見面，毛澤東就說，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談一些。
毛澤東抽著煙，不停地談著。艾思奇和關鋒擔任記錄，迅速地記下毛澤東的話。好在毛澤東講話速度不快，而且中間因抽煙往往有停頓，艾思奇和關鋒幾乎記下毛澤東的每一句話。
毛澤東談笑風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談對六本書的序言寫作的一些意見，然後，說及了為他編的「語錄」：「我在火車上，從服務員手裡，才看到《毛主席語錄》。那是軍隊編的。聽說，中宣部要編，老夫子也要編。要編那麼多的《語錄》？」
毛澤東所說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陳伯達。
毛澤東又說及《哲學研究》雜誌的「工農兵學哲學」專輯，對一篇篇文章發表了意見。
接著，他的話題轉向姚文元的文章，說了上面那段話。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既表明了他對姚文元的文章的評價，也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姚文元的文章經過幾次三番修改之後，並未送毛澤東閱定，就由江青、張春橋決定，在《文匯報》上發表。因為倘若最後的修改稿經毛澤東看過，他怎麼會說缺點「是沒有打中要害」呢？他勢必會說出他的這些意見，姚文元當會照毛澤東的意見在文中點明《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倒並不是毛澤東「發明」的。「發明」權乃屬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澤東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罷官》，毛澤東依然沒有應允。
江青求助於她的老同鄉康生。
康生來到毛澤東面前。他深知如果說及江青要批《海瑞罷官》，反而會使毛澤東投反對票。他擅長於「上綱」，煽動道：「主席，您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您的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戲劇進行反黨活動。吳晗的《海瑞罷官》，其實就影射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官。這齣戲是貨真價實的大毒草。」
毛澤東沉默不語。
康生見此，趕緊說：「主席，我的意見，僅供主席參考。」
說罷，康生把話題扯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當康生回到家中，見到院子裡的假山、噴水池，見到書房裡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緊張的神經稍稍鬆弛。
就在這時，電話耳機裡響起江青的聲音。
江青一聽說毛澤東的反應是沉默，電話耳機裡爆發了一陣笑聲說：「我說康老呀，你怎麼老糊塗啦？你還摸不住主席的脾氣？他這個人，如果不同意的話，當場就會駁斥你；如果高興的話，當場就會稱讚你；如果不說話，那就表示他默許了——因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當場說出自己的意見，他的話畢竟舉足輕重呀，他就用一個勁兒抽煙來答覆你！哈哈哈……」
於是，江青壯著膽，打起毛澤東的旗號，去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對毛澤東的脾氣瞭如指掌——他真的聽進了康生的話。
1966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帶著剛剛寫出來的《二月提綱》，飛抵武漢，向正在那裡的毛澤東匯報。
毛澤東聽罷匯報，問彭真道：「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彭真馬上回答：「經過調查，不是。」
毛澤東說：「我曾說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
彭真說道：「2月5日，我們在北京向少奇同志匯報的時候，也提到您的話。少奇同志說，沒有發現吳晗跟彭德懷有組織聯繫……」
這時，毛澤東指了指康生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這是康生向我講的。『發明權』屬於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時，一直在觀言察色的康生著急了，馬上說道：「這不是我發明的。『發明權』屬於主席！」
彭真——毛澤東——康生之間這一段至關重要的對話，彭真記得，在場的陸定一、周揚、吳冷西也記得。離開毛澤東那裡，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訴了江青。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只是說吳晗寫的海瑞與歷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個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攻擊」現實，從頭至尾沒有提及為彭德懷翻案這一「要害」。
身為「上綱專家」的姚文元，怎麼會「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問題？何況，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罷官》的「要害」所在，為什麼不「提醒」姚文元呢？
「軍師」張春橋的一席話，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這『要害』不要由我們來說，讓主席去說。如果我們寫上去了，主席不同意這麼說，會使我們變得非常被動；不如我們不寫這個『要害』，爭取主席的支持，讓他說出這個『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說《海瑞罷官》是替彭德懷翻案，人家就不敢說半個不字！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
到底是「軍師」，棋高一著。
難怪江青要一趟趟來上海，評《海瑞罷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為了點不點明「要害」問題，那三顆聚在一起的腦袋，不知道討論了多少次，花費了多少時光。
果真不出張春橋所料，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之後，毛澤東說了那番話。
不過，康生更是棋高一著。
1966年8月1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康生見關於《海瑞罷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從毛澤東那裡奪回了「發明權」。會議記錄上，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康生這麼一段話：「1964年，我曾向毛主席講過，吳晗的《海瑞罷官》和廬山會議有關係。這件事我沒有向任何人講過。……」
其實，康生的話，前一句是真，後一句摻假——他掩蓋了他曾告訴過江青。曲曲折折，歷史的迷霧經過沉澱、澄清，這才終於顯示出原先的面目。
江青得知毛澤東說了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話，歡欣鼓舞，囑令整理毛澤東談話記錄。
聽說毛澤東稱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趕寫了《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一文，化名「思彤」發表於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報》。此文首次公開提及《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
戚本禹聽到毛澤東的贊語，難抑興奮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罷官》的行列，於1966年1月15日趕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應之勢。這樣，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筆桿子」。
與戚本禹幾乎同時，關鋒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
兩文送中共中央宣傳部，被壓下。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召開北京三報三刊（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會議。他說，根據彭真指示，要把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尤其是批《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要著重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
這麼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了。
戚本禹
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表？許立群的答覆很乾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戚本禹、關鋒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直至兩個多月後，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於4月2日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發表。
戚本禹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繫起來，證明「海瑞就是彭德懷」。
為了辯解，吳晗曾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排出一張時間表：
《海瑞罷官》一文發表於1959年6月16日，而廬山會議是兩個月後才發生的事；
《海瑞罷官》是1959年到1960年寫的，發表於1961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單干風」、「翻案風」是此後才發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邏輯頗為奇妙：他引用列寧的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敏感」，由此來證明吳晗的「時間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認為，吳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階級敏感性」，「預知」了廬山會議，所以「提前」寫了《海瑞罵皇帝》！也正是「預知」了「單干風」、「翻案風」，所以「提前」寫了為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
戚本禹寫道：「古代戰爭的描寫裡有一句話：『山下助你三通鼓』。說的是鬥將以前，為了提高己方武將的鬥志，需要捶鼓助威。吳晗在黨中央廬山會議以前發表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起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進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吳晗的『時間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為恰恰是這張『時間表』，說明了吳晗的《海瑞罵皇帝》，儘管不是一幕戲劇的高潮，卻是戲劇高潮所必不可少的開場鑼鼓。」
強詞奪理、牽強附會到這種地步，是當年「左」派筆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其實，遇上姚文元、戚本禹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說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幾天，4月5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關鋒、林傑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戚本禹、關鋒的「攻要害」的文章的發表，倒是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