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姚文元開列的三十幾道題目，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曠日持久地在《文匯報》上進行，一整版又一整版，連篇累牘，沒完沒了。
一齣京劇《海瑞罷官》，用得著花那麼多的篇幅，無窮無盡地討論下去？
如果說要「引蛇出洞」，許許多多專家、教授都已表了態，講了話，寫了文章，幹嗎還要「深入、持久開展討論」？
在文匯報社，已有人厭倦了，希望早點結束這場漫無際涯的「學術討論」。
張春橋說了一句叫人摸不著頭腦的話：「大戰還沒有開始哩！」
他，正在下第四步棋，名曰「圍城打援」。
「圍城打援」本是軍事用語，即：進攻的一方以一部分兵力包圍據守城鎮的敵人，誘使敵人從其他地方派兵援救，而以事先部署好的主力部隊來殲滅敵人的援兵。現在，張春橋把吳晗當成已被圍困於城中的敵人，曠日持久地討論《海瑞罷官》，對吳晗「圍而不殲」。張春橋的目光，注視著城外的援軍……
張春橋和姚文元無日不在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消息。江青早就說過，她在北京得不到支持，才來上海點燃批判《海瑞罷官》之火。
北京，隱伏著吳晗的強大的援軍！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發表的，而攻擊的矛頭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在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問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從1949年開始彭真便一直擔任此職）：「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吳晗，北京市副市長也。彭真顯然護著吳晗，含糊其詞地答曰：「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發表的當天，彭真便得知這發生在上海的異常動向，當即囑令秘書以最快的速度設法弄到一張11月10日的《文匯報》——那時上海《文匯報》還沒有在北京發行航空版。
江青關注著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應。《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時刻，記者在北京四處活動，收集對姚文元文章的「反饋」信息。這些信息刊載在內部刊物《文匯情況》上。
從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這表明，華東六省一市步調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長文在《文匯報》上拋出之後，北京保持緘默。
北京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北京日報社社長乃是范瑾，黃敬的妻子。
她當時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日報》社社長。她理所當然關注著姚文元那篇「大作」，曾兩度打電話給上海《文匯報》的熟人，探問此文的背景。她也曾兩度打電話給彭真，請示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此文。彭真說，《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報紙必須轉載外，像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
壓力不斷增大，如江青後來所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給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
張春橋囑令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姚文元的文章排成單行本，以便到北京散發，攻入那個「盤根錯節」、「水潑不進」的「頑固堡壘」。上海人民出版社作為急件，排好了姚文元的文章，打好了紙型，就要付印。這時，江青給張春橋來電，上海不必印了，由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印行。
正在人民出版社準備排印姚文元的文章時，北京的報紙終於表態了。
知道毛澤東「生了氣」，知道《解放軍報》準備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彭真不得不給范瑾去電話，指示《北京日報》轉載姚文。
11月29日，亦即姚文元的文章在《文匯報》上發表後的第19天，《解放軍報》和《北京日報》均在第2版轉載，並各自加了「編者按」。
《解放軍報》的「編者按」，「旗幟鮮明」，傾向性極強，口氣咄咄逼人。全文如下：
本報今天轉載了《文匯報》11月10日發表的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認真讀一讀。
1961年，吳晗同志編了一本京劇《海瑞罷官》。這個戲，是一株大毒草。作者用歪曲歷史真實和「借古諷今」的手法，極力美化封建統治階級，宣揚不要革命的階級調和論。作者精心塑造了海瑞這個形象，要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去「學習」海瑞的所謂「退田」、「平冤獄」以及所謂「剛直不阿」的「大丈夫」精神，等等。這究竟是為了什麼，難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海瑞罷官》這個戲的出現，正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映。階級鬥爭就是最大的政治。我們強調突出政治，就是要學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看待歷史，看待現實，看待一切事物。
我們軍隊的同志，不僅要善於在戰場上進行階級鬥爭，而且要善於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進行階級鬥爭。遇到什麼事情，都要用鼻子嗅一嗅，到底是對哪個階級有利，對什麼人有利。我們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凡是對黨、對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利的事情，我們就堅決擁護，堅決去幹。反之，就堅決反對，堅決不幹。
希望大家在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時候，好好想一想，議一議。
大家還要關心報紙刊物上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從中吸取教益。
《北京日報》的「編者按」，口氣就溫和得多，只是說以「雙百方針」的精神展開討論。全文如下：
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現在加以轉載。
吳晗同志編的《海瑞罷官》是一出影響較大的戲。過去本報和《北京晚報》發表過繁星、常談、方三、史優等讚揚《海瑞罷官》的文章。幾年來，學術界、文藝界對《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認為，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毛主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為了便於大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決問題，我們準備在本報就《海瑞罷官》及其他有關問題展開討論。
次日，《人民日報》在第5版「學術研究」欄裡轉載姚文，加了「編者按」。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用詞嚴謹，口氣平穩，把評《海瑞罷官》作為學術討論來處理。這一「編者按」是經過周恩來和彭真審定的。
《人民日報》「編者按」全文如下：
姚文元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的這篇文章，對海瑞這個歷史人物和《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評意見。我們認為，對海瑞和《海瑞罷官》的評價，實際上牽涉到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用什麼樣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和怎樣用藝術形式來反映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我國思想界中存在種種不同的意見，因為還沒有系統地進行辯論，多年來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
本報過去也發表過吳晗同志的《海瑞罵皇帝》（筆名劉勉之，1959年6月16日）、《論海瑞》（1959年9月21日），還發表過其他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文章。我們準備就《海瑞罷官》這齣戲和有關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一次辯論，歡迎史學界、哲學界、文藝界和廣大讀者踴躍參加。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說過，「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於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於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麼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麼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在我們的社會裡，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
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
毛澤東同志又說，「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鬥爭中間，我們就會明瞭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對於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也可以採取這個方法，因為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進行鬥爭，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這是在對立面的鬥爭中的發展，是合於辯證法的發展。」
《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是這麼回憶《人民日報》被迫轉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及「編者按」的報審過程：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甚至連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匯報》突然於1965年11月10日拋出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由於姚文元的後半部武斷地認為該劇借古諷今，聯繫1962年的所謂「單干風」、「翻案風」，對吳晗同志進行政治攻擊，而且還提到吳晗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海瑞的文章。我不同意姚文元的這些觀點，不同意在《人民日報》上轉載，認為這樣聯繫就把文藝評論變為政治問題。
我請示彭真同志（當時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線視察，中央書記處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處理，他說要商量商量。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參加為慶祝她八十壽辰的活動時，在毛主席給她祝壽的宴會上，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如何處理。因為我當時認為此事與毛主席無關，既已請示中央書記處，就無須打擾主席了。
直到周總理在為斯特朗祝壽後從上海回到北京，才決定《人民日報》轉載並加編者按語，經彭真同志和周總理審改後於11月30日發表。編者按語措詞比較緩和，基本傾向仍然是作為學術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處理。
以後發展的情況表明，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這篇文章是江青策劃、毛主席看過的。從此大批判愈演愈烈，有的報刊已點名批判郭沫若、範文瀾等著名學者。[13]
12月2日，《光明日報》在第2版轉載姚文，加了「編者按」，並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編者按」。
《光明日報》的「編者按」，大體上保持與《人民日報》「編者按」一致的精神。
《光明日報》的《編者按》全文如下：
本報今天轉載了《文匯報》11月10日發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提出了要不要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評價歷史人物，研究歷史事件等重大原則問題，值得大家重視。
《海瑞罷官》是吳晗同志編的一出京戲，曾經出了書，也在舞台上演出過。本報也曾發表過吳晗同志寫的《〈海瑞罷官〉序》和其他稱讚這齣戲的文章。幾年來，學術界和文藝界對這齣戲和吳晗同志寫的有關歷史人物的評價和封建道德的批判繼承問題的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
毛主席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我們認為，既然《海瑞罷官》這齣戲在社會上產生了影響，既然人們對這齣戲和上述有關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就應該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開展充分的討論，以便分清是非，堅持真理，克服錯誤。為此，我們準備就這齣戲以及其他有關問題進行討論，希望大家各抒己見，展開爭鳴。
各報不同的「編者按」，反映了各報對於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態度。
張春橋和姚文元研究著北京各報：什麼時候轉載，登在第幾版，尤其是「編者按」的每一句話，都被視為某種形式的表態。
《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的態度是差不多的，「編者按」只是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不偏袒吳晗，也不傾向於姚文元。唯有林彪手下的《解放軍報》，發表了「旗幟鮮明」的「編者按」，一點也不含糊。
張春橋和姚文元不由得暗暗佩服江青的眼力：倘若她在北京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即使有人寫，也無報紙會登——要不，只能求助於《解放軍報》，而《解放軍報》毫無「民間」色彩！
以下是當時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間表：
《南方日報》沒有轉載姚文，只在1965年12月8日發表了《〈海瑞罷官〉宣傳了什麼？》，轉述了姚文元的要點。
《湖南日報》也沒有轉載姚文，只是於1966年4月6日發表了《關於〈海瑞罷官〉討論情況的介紹》。
從以上各報轉載的時間看：一、最先轉載的是華東各省報，不言而喻，當時華東各省受中共中央華東局領導，最先知道姚文元文章發表的「通天背景」。二、其他各省報則都是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轉載姚文之後，才開始轉載的。各省報轉載姚文時，無一例外地同時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編者按。
張春橋不斷地摸各地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內中特別關注北京的動向。
從北京不斷傳來「秘密」摸來的消息，使張春橋、姚文元如坐針氈。
吳晗，這個北京市的副市長，居然有恃無恐地說：「如果真是要討論對海瑞的評價，我可以奉陪，寫文章參加爭鳴。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緘默，以示抗議。」被「圍困」了的吳晗如此不把姚文元放在眼中，是因為他有「後台」，有「援軍」。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被視為吳晗的「後台」。彭真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盛怒道：「姚文元是什麼人？把姚文元和他的父親姚蓬子的材料都給我找出來，我要向毛主席匯報！」
有人密告張春橋、姚文元，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主管文教工作的書記鄧拓，是《北京日報》編者按的定稿者。鄧拓在北京日報社、在中共北京市委會議上，多次表態：「這次討論，要在學術界造成一個好的風氣。就是真正照《北京日報》『編者按』那樣搞，貫徹『雙百』方針，實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勢取勝。要讓人家說話，不要一邊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過火的批評要糾正，不能一棍子將人打死。」
密報！密報！從北京又傳來緊急消息：鄧拓從北京許多高等學校抽調文史專業教師，組織成一支隊伍，要以《北京日報》為陣地，反擊姚文元！
密報！密報！就連鄧拓面對這些教師所講的一席話，也被急急地密報到張春橋、姚文元耳中。
鄧拓很明確地說：「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結論。吳晗同志也不是一無是處。我專門查對過原文，姚文元的引文歪曲了吳晗的意思。他這樣搞很被動，有心人多得很！你們思想要解放，寫文章不要有顧慮，不要怕自己和吳晗有共同之處。要擺事實，講道理，採取商榷的態度，不要扣帽子。有什麼看法就寫什麼看法。……」
密報紛至沓來。張春橋把主攻目標從吳晗轉向鄧拓。他向姚文元面授機宜：你去準備批鄧拓！
這樣，姚文元在討論《海瑞罷官》的過程中，除了以「勁松」、「伍丁」的筆名，拋出《歡迎「破門而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之類「棍文」，便埋頭於整鄧拓的材料。
張春橋的「圍城打援」，終於奏效：《北京日報》登出了《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中共北京市委的政治理論刊物《前線》登出了《是革命呢，還是繼承呢？》，署名「向陽生」。
密報！密報！「向陽生」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
好，好，另一支援軍也出動了：《人民日報》發表了《〈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思潮？》，署名「方求」。張春橋、姚文元認定，這是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
密報！密報！「方求」即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寫作組！
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這論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