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捷一馬當先，在《文匯報》上被樹為反姚文元的「樣板」，給《文匯報》塗上了一層「民主」、「爭鳴」的油彩：馬捷這麼尖銳的文章，《文匯報》也登，編者是不偏不倚的，態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張春橋所料，自從馬捷文章刊出之後，讀者來信激增，來稿也不斷增多。
於是，張春橋又選發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為蔡成和、燕人、林丙義、張家駒、羽白等。
不過，史學界、文學界的絕大多數權威人士仍按兵不動。看來，坐等他們來信、來稿，是不行的。
「請他們來！」張春橋發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請來了，周谷城請來了，蔣星煜請來了，譚其驤、李俊民[12]、李平心、束世、魏建猷、張家駒、陳向平、陳守實等一位位教授、學者請來了。12月31日，由《文匯報》編輯部出面，召開了座談會。為了使與會者無拘無束，張春橋和姚文元「迴避」了——他們叮囑，記錄一定要細緻！
會議開始時，主持者聲言：「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賬。」這麼一來，解除了與會者的戒備，個個暢抒己見，以為只不過「內部談談」。
可是，會議結束時，主持者卻道：「謝謝各位。今天的發言，我們準備整理成文見報！」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專家、學者們這才知道上了大當，但悔之晚矣。
張春橋和姚文元翻閱著會議記錄，笑了：「引蛇出洞」終於成功了！
這時，從北京也傳來「引蛇出洞」獲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專家翁獨健教授「跳」出來了，說：「姚文最後一段議論提出《海瑞罷官》影射現實，過了頭，超過了學術範圍。姚文元給吳晗下『反黨反社會主義』結論，這是莫須有的罪，和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理由一樣。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獄、退田同現實類比，請問你是什麼存心？你故意這樣套，是不是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
好，好，你翁獨健敢於罵姚文元「存心反黨反社會主義」，調子比馬捷唱得還高！
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贊教授，也終於按捺不住了，替吳晗大打不平：「吳晗和我是朋友，我瞭解他。難道吳晗要退田？」「思想批評，要聯繫個人歷史，要看他是什麼樣的人。吳晗早在抗日時期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個『一分為二』。一個同志寫文章，難道沒有一點正確的東西？」「如果整吳晗，所有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好，好，翦伯贊可是條「大魚」，中國史學界之「馬首」，是馬捷遠遠無法相比的。你翦伯贊也跟吳晗坐一條板凳，太好了！
那陣子，張春橋和姚文元夠忙碌的，天天在那裡排「左、中、右」名單。劃分「左、中、右」的標準，便是對姚文元文章的態度：擁護的，「左派」；中立的，「中間派」；反對的，「右派」。
到了1966年春節，張春橋還在忙碌。他在春節聯歡會上，還不忘「釣魚」。他拍著胸脯說：「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要消除顧慮」，「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開思想，敢於辯論」，「發表了錯誤觀點可以允許你修正，一旦糾正了錯誤，提高了認識，可能比別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為冠軍」。他還把參加《海瑞罷官》的討論，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識分子革命化途徑之一，就是積極參加大辯論。」
為了開展「大辯論」，頗為「艱苦樸素」的姚文元，穿著一雙草綠色的膠鞋，光臨《文匯報》編輯部。他從包中拿出幾張紙頭，上面開列了三十幾道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題，要求《文匯報》展開討論。
文匯報社忙得團團轉：每一封關於《海瑞罷官》的讀者來信都要摘要登記；每一篇準備發表的文章都要送張春橋審；每一期關於《海瑞罷官》討論的《文匯情況》都要請張春橋閱定。
一天，文匯報社的紅色電話機裡，響起了張春橋的聲音，要總編立即去康平路。
顯然，有緊急情況。
果真，總編回到報社，囑令關於《海瑞罷官》的《文匯情況》停印。今後改出《記者簡報》，專登《海瑞罷官》討論情況，每期不標編號，只印12份。這12份全部送交張春橋，由他分發。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突然變故？
張春橋沒有說明原因，《文匯報》總編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們才得知其中的緣由：周恩來看到了載有《海瑞罷官》討論的內部情況的《文匯情況》，打電話問江青，為什麼在背後搞這些東西？江青當即轉告張春橋。從此，改出《記者簡報》，不編號，分發名單上沒有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