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1989年10月16日採訪了馬捷。他出生於1948年4月12日，寫那篇批姚文章時，他不過17歲！
馬捷的真名叫馬以鑫。既非高幹子弟，也不是書香門第，他原先住在上海南市區斜橋附近大林路。父親在某水產供銷公司當職員，母親則是居委會幹部。
當年，馬以鑫是上海敬業中學的學生。大約從初三開始，他對文學產生興趣，課餘不僅喜歡看文學作品，而且廣為瀏覽各種報紙、雜誌。
正因為這樣，當姚文元的「宏文」在《文匯報》上冒出的當天，馬以鑫就細細地「拜讀」了。對於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壇上東征西討，頗有背景。不過，讀罷那篇「宏文」，他的腦海中產生了許多問號：海瑞，向來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麼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對像？再說，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怎麼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單干風」、「翻案風」、「平冤獄」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覺得姚文元的文章強詞奪理，邏輯混亂，簡直在那裡「歪批《三國》」！
他思索著。忽地，他產生一個念頭：寫一篇稿子給《文匯報》，對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見。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11月14日，他一早就趕到上海圖書館去。他那「註釋」中所引用的許多學術論文，就是在這個星期天查到的。他一邊查閱文獻，一邊摘錄。
回家後，花了四五個小時，他一氣呵成，寫出了《也談〈海瑞罷官〉》。他連草稿也沒有打，信手寫在印著橫條的活頁紙上。
寫罷，他看了一遍，覺得這樣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靈機一動，想出個筆名「馬捷」。
他還給報社附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是敬業中學高二學生，出於對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觀點，寫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實姓。
真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進了郵筒。
約摸過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來找馬以鑫：「你給《文匯報》寫了稿子，是嗎？報社給學校來電話了，要你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萬萬想不到，「文匯報」居然會這麼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為，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的來稿，也許會被扔進編輯部的廢紙簍。如今，竟要他去報社，且要作修改，這顯然意味著要發表他的文章。
他平生還是頭一遭去文匯報社。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他當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裡該找誰，因為打電話給學校的人沒有留姓名。當他來到圓明園路，跨進《文匯報》大門，說自己是敬業中學的學生，一個似乎早就等在那裡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說道：「跟我來！」
馬以鑫隨著他走進大樓，來到一間辦公室。馬以鑫注意到那門口掛著「總編輯辦公室」字樣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陣緊張。總編輯親自接見他這個中學生，看樣子對他的稿子破格重視！
刊登在《文匯報》上的馬捷的文章《也談〈海瑞罷官〉》
一進去，總編輯手中正拿著他那寫在活頁紙上的稿子，每一頁差不多都用紅鉛筆畫過許多道道。
1989年的馬以鑫（葉永烈 攝）
總編輯詢問了馬以鑫怎麼會想起寫這樣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寫的，資料是怎麼查的。這時，馬以鑫壯起膽子，逐一作了答覆。從他那不假思索、流暢的答話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確係他寫的，並沒有什麼人「輔導」。
總編輯談了對稿子的意見，說寫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緊時間修改，明天一早送來。
走出文匯報社，馬以鑫的情緒處於異常興奮之中。因為「明天一早就送來」，意味著《文匯報》會很快發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視，又如此急用，是他做夢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著那一疊畫滿紅道的活頁紙回到家中，當晚便重寫了一稿。他把文章刪短，壓縮。想到此文要公開見報，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銳的字句刪去了，改寫成一封讀者來信，說是一位中學生讀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見云云。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報社，報社還未上班呢！
過了一個多星期——11月30日，上午，馬以鑫從學校的閱報欄裡看見《文匯報》以顯要的位置刊出了他的文章，這是他一生中頭一回在報上發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緊了，急劇地跳著。他讀著報紙，才看了幾句，便傻眼了：怎麼，報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稿從報社取回之後，沒有寄出，報社從哪兒弄到了他的初稿？
天真爛漫的他，哪裡知道報社諱莫如深的內幕：
那是因為，馬以鑫把意思領會錯了，在修改時反而抹去了那些鋒芒畢露的詞句（也是因為他修改時處處想及此文要公開見報，不像寫初稿時圖一洩為快）。
張春橋沒有用修改稿，指令仍用初稿——馬以鑫壓根兒不知道他的初稿曾用大字排印過。正因為這樣，這位幼稚的中學生會對報上登出他的初稿迷惑不解。
經過張春橋這位幕後導演的一番煞費苦心，《文匯報》上終於出現了通欄標題：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１。
通欄標題之下，刊登著「編者按」和署名馬捷的《也談〈海瑞罷官〉》一文。
「編者按」是經過張春橋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這才定下來的。
編者按：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於11月10日在本報第二版發表以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史學界、文藝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單位已進行了幾次討論，有的正在展開討論。對這篇文章，提出了各種贊成的、反對的或者懷疑的意見。許多同志來信把討論中提出的各種意見和問題告訴了我們，要求在報紙上展開討論。我們非常歡迎這個建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革命的戰鬥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我們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為了開展百家爭鳴，通過辯論，把《海瑞罷官》這齣戲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弄清楚，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昌盛。我們熱烈地歡迎廣大讀者繼續來稿來信，各抒己見，參加討論。現在把馬捷同志的來稿發表於下。
這段「編者按」，是張春橋、姚文元「引蛇出洞」的「廣告」。令人驚訝的是，惟恐人不知，這段「編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連重複刊登了六天，創造了中國報刊史上的空前奇跡。唯有廣告，才會如此重複刊登！
馬捷的文章，被放到空前顯要的位置。在「編者按」中並沒有說馬捷是中學生，作者名字前也沒有冠以「上海敬業中學學生」，張春橋在巧妙地玩弄遮眼法：「馬捷」這名字對於讀者來說是生疏的，誰也不會以為他是中學生，而會把他看成是某一專家學者的化名！不言而喻，這就大大提高了這篇反駁文章的聲望和煽動力，才能起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馬捷的文章，火藥味濃濃的，簡直是指著姚文元的鼻子予以痛斥，罵得那麼痛快：
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吳晗同志的《海瑞罷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認為它是棵毒草，並對《解放日報》和《文匯報》提出了批評。我們認為姚文元同志的許多觀點是錯誤的，為了達到自己否定《海瑞罷官》的目的，不惜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文章。
姚文元同志說，《海瑞罷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個人，從經濟到政治，單槍匹馬搞了一場大革命」。這是一種赤裸裸的形而上學觀點。
姚文元同志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中不僅反對了《海瑞罷官》，而且還指責了《海瑞上疏》。他說：「不論『清官』、『好官』多麼『清』、多麼『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從這段話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僅認為海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還認為歷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壞蛋，在他的眼裡，什麼越王勾踐，什麼劉、關、張，什麼諸葛亮，什麼包公，什麼岳飛，什麼楊家將，什麼林則徐，什麼鄧世昌……他們統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爪牙和幫兇。那麼請問：歷代人民對他們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階級的騙，也就是說，我國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昧的？……按照姚文元的邏輯，豈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書燒光嗎？姚文元同志何必費那麼大勁看《明史》呢？
……姚文元同志認為，我們向《海瑞罷官》學習，一學「退田」，二學「平民冤」，三學「反官僚主義」，他還請吳晗同志「明確回答：在1961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呢？」關於這一點，完全可以奉告。文藝作品，特別是社會主義的文藝作品，要讀者從中吸取優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優秀形象激勵自己為社會主義貢獻力量，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這是連小學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認識這小學生都懂的道理，以為戲中有「退田」，我們也「退田」；戲中有「平民冤」，我們也「平民冤」；戲中有「反官僚」，我們也「反官僚」……總之，文藝作品中的主人公幹啥我們也幹啥。按照這種荒謬絕頂的邏輯，我們讀《鐵道游擊隊》就要學劉洪等人飛車搞機槍；讀《紅巖》我們就要像許雲峰到敵人魔窟再鬥爭，在臨死前要學江姐；看《李雙雙》我們的婦女同志（而且只有婦女同志）就要勇敢地與自己不進步的丈夫鬥爭，假如丈夫進步，那只好乾瞪眼。
馬捷在毫無顧忌地逐點批駁了姚文元之後，文末，也給姚文元「上綱」了：
姚文元同志斷章取義地引用他人文章，斷章取義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詫異的。從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還對毛主席關於從歷史中吸收精華的教導採取了反對態度，這正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一個反映，不管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海瑞罷官》的意義決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誣蔑、造謠和中傷所能抹煞的。
雖說馬捷的文章，是張春橋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拋出的，但這位中學生畢竟是勇敢的。「嘴上沒毛」的年輕人，哪裡知道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心中的詭計？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內心的對「金棍子」的無比憎惡。雖然他上了張春橋的當，而他的純真、他的正義感是可嘉的。
此處順便提一下馬捷——馬以鑫的「後來」：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儘管文章以筆名「馬捷」發表，敬業中學還是轟動了，人人皆知是馬以鑫寫的。好心的老師們看了馬以鑫那沒遮沒攔、直言不諱的文章，都為這位正直而頗有才氣的學生捏了一把汗。
馬以鑫在文章見報的當天，給文匯報社去電話，問他們為什麼不用修改稿，卻登初稿。他得到的答覆是四個字：「我們需要！」
滿校風雨，馬以鑫成為全校關注的人物。隨著「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聲越來越響亮，各報紛紛登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馬以鑫也就成了校內的批判對象。
最初是開班會批判他。接著，學生代表會批判他。再接著，大字報圍攻他，有的大字報甚至稱他為「反動學生」。
本來正在爭取入團的他，入團成了泡影，連紅衛兵組織都不許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匯報社看大字報，吃了一驚。大字報「揭露」，那位總編輯如何「扶植反動學生馬捷」，「幫助他修改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還說「馬捷」這筆名也是那位總編輯取的，如此等等。馬以鑫看了，如墜五里雲霧之中！唯有一點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級」，變成「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了！
馬以鑫到《文匯報》看大字報的消息傳開以後，學校裡貼出了「勒令」，不許馬以鑫「亂說亂動」，不得「私自外出」。
當紅衛兵們去「大串連」的時候，馬以鑫被「勒令」下鄉，接受「改造」。
接著是「勒令」馬以鑫交出日記，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記上寫的都是「閃光的語言」，查不出什麼反動言論。所幸馬以鑫的父母都沒有什麼問題，而他本人又年紀輕輕，平時還算「積極」，因此沒有被戴上什麼「帽子」，成為什麼「分子」。那「反動學生」的「頭銜」，也還只是大字報上說說而已。
1966年8月光景，一個陌生的男人忽地出現在馬以鑫家中。此人大約35歲上下，瘦瘦的，中等個子，他自稱是《文匯報》的，卻沒有拿出任何證件。他說報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馬以鑫交出來。已是驚弓之鳥的馬以鑫，未問來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從此，這份寫在活頁紙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動員上山下鄉時，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隊的名單。不過，體檢時發現他有肋膜炎，他被以病休名義留下，轉到街道。後來，街道居委會又動員上山下鄉，他於1969年9月到黑龍江嫩江農場勞動。
原以為從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業中學的同學，「馬捷」之事又在那裡傳開來了。好在那兒畢竟不是張、姚的「根據地」，人們當作一樁新聞聽過之後，也就一笑了之。農場領導因此得知有一個能寫文章的馬以鑫，把他調到場部文藝宣傳隊編編寫寫，當個「秀才」使用，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氣盛、血氣方剛的他，經過磕磕碰碰，稜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夾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誠惶誠恐地完成領導交給任務。這樣，在北國邊陲，他度過了平靜的四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