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詩人陳子昂在《宴胡楚真禁所》一詩中，曾發出這樣的感歎：「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自從《文匯報》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所看中，也就蒙冤受屈了。
張春橋召見《文匯報》總編陳虞蓀[8]，發號施令，規定了六條「紀律」，把瞭解各界人士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列為「絕密工作」。
於是，文匯報社印刷廠裡，忽地冒出了個閒人莫入的「第二車間」——保密車間。
於是，文匯報社指定了專門班子負責「《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
於是，文匯報社奉命逐日向張春橋報告：一、哪家報紙在第幾版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二、各地、各界對姚文元文章的反映（尤其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必須隨時報告北京動向）；三、把重要內容編入內部刊物《文匯情況》。
於是，《文匯報》奉命執行自1938年1月25日創刊以來從未有過的編輯方式：凡是準備發表的有關《海瑞罷官》的文章，必須事先由「第二車間」用老四號大字排出，送張春橋閱定，再退回報社，改用小字排印。拼成大樣後，再送張春橋，待他簽字後才付印。
於是，張春橋完全控制了《文匯報》，成為《文匯報》總編的「太上皇」。什麼「民間報紙」，那只是張春橋藉以蒙騙讀者的幌子！
然而，張春橋的指示又來自江青。江青才是《文匯報》真正的「太上皇」！
江青不斷地通過張春橋，向上海《文匯報》下達「指示」，以求「擴大戰果」：
「姚文發表後，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
「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回去，出場。這樣反覆搞，他們非上馬不可。」
「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
「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
「採取『圍而不殲』的戰術，環繞此周圍，開闢戰場。」
據上海《文匯報》前總編陳虞蓀及總編辦公室主任全一毛[9]對筆者說，那時張春橋幾乎每天都要陳虞蓀去匯報情況，然後向他下達種種「指示」——內中不少來自江青，卻不許作筆記。陳只得用腦子硬記，一離開張春橋那裡，便直奔報社，複述給全一毛，由全一毛記錄成文，以便貫徹執行。
所幸陳虞蓀的記憶力不錯。所以，他能夠把張春橋的種種指示，一一複述，記錄在案。因為倘若沒有文字記錄，很容易疏漏，張春橋怪罪下來，那就麻煩了。
關於陳虞蓀這種先憑借記憶複述上級指示的「本事」，《文匯報》唐振常先生所寫的悼念「陳虞老」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
大家最感佩服的，是他傳達市委領導講話的本領。那些年，市委抓報紙極緊，他常被市委叫去談話，回到報社，總是立刻召開小型會議傳達貫徹。他從無筆記本，依然如作報告一樣，不過一兩張紙，記了幾條，然後源源本本傳達。作報告是發抒他自己的思想。思之有得，成篇亦非甚難。傳達則是講述別人的話，只那麼幾條槓槓，他照樣長篇大論，講來活靈活現。這不單是記憶力好的事，實已將他人所言融入自己腦中，用辦報紙的行話講，叫做吃透領導意圖。當然，所說當非原來詞句，但其內容則不能出以己意，且不容出以己意的。果然，傳達完，然後發表他自己的貫徹意見，提供會議討論。陳虞老的冰雪聰明，大多類此。[10]
作為《文匯報》多年的總編輯，經歷過多少滄桑。他手下記者如雲，卻幾乎不接受採訪。筆者不顧淺薄，在1986年幾度訪問年已八旬、資深的「陳虞老」。
步入他的家，見牆上醒目地掛著一幅字：
結縭六十春秋，歷經家難國難黨難，正老境如蔗，忍撇我先歸；
撫育八個子女，欣看自立自強自愛，恰青山滿目，應知君無憾！
落款是「八十孤叟虞蓀」。
他說，這是紀念他故去的夫人而寫的。
他的床頭，掛著一幀周恩來的照片。
他說，《文匯報》處於風口浪尖，總編輯這把椅子是很難坐的。他說起他的前任徐鑄成，在1957年下台。他在這樣嚴峻的歷史關頭，接替徐鑄成，出任《文匯報》總編輯。
他說，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的負責人是柯慶施。對柯慶施這個人如何評價？如果沒有柯慶施，江青未必能夠把上海作為她的「基地」。在這中間，張春橋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說，江青第一次用《文匯報》「開炮」，是關於那個「有鬼無害」論。
他說，姚文元本來只是《文匯報》的普通作者。後來就不得了了，碰不得。沙葉新只「碰」了他一下，「棍子」就朝他打過去。
我問起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寫作經過。他搖頭。他說：「那稿子交到我手裡的之後，第二天就一字不易在《文匯報》上全文發表。我不知道這稿子怎麼來的，改了多少次。我只知道『來頭』不小。我是『奉命發表』。」
他說，關於這一「公案」，在《文匯報》，除了他之外，要算全一毛最清楚。他為我親筆寫了一封「介紹信」，全文如下[11]：
面致《文匯報》全一毛同志
一毛同志：
葉永烈同志來找我幾次，為的是準備創作有關海瑞罷官前後的小說。
我確實有點愛莫能助。因為我無法原原本本地講這場故事。特別無法像「文化大革命」中作交代那樣，經得起推問。
因此我就推薦了你去承當這個差使。你有大量筆記，特別是你有驚人的記憶力。
當然，這篇歷史小說，到底應如何寫，還是有你的發表意見的自由，決不會被人牽著鼻子走。
如果遇到什麼困難，盡可以來找我。
我絕無「閉門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張」之意。
專此即頌
撰安！
虞蓀 9月5日
有了「陳虞老」這一「手諭」，全一毛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講述了當年的深層內情。
在「太上皇」張春橋的控制下，《文匯報》成了張春橋的耳目，張春橋的喉舌！
張春橋每走一步棋，都有一套「戰略」：第一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寫作過程中，曰「對外保密」；第二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夕，開「徵求意見會」，曰「火力偵察」；第三步棋，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初，曰「引蛇出洞」。
怎麼個「引蛇出洞」？
張春橋「指示」：在《文匯報》上開闢專版，冠以醒目的通欄標題——「關於《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要「之一」、「之二」、「之三」地連續刊出，要引出各種不同意見來——以便日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雖然張春橋打起了「百家爭鳴」的旗號，雖然《文匯報》編輯奉張春橋之命到各位知名人士家中，主動約寫批判姚文元的文章，然而，令人非常遺憾，一開始無人出馬「爭鳴」。大抵是1957年大鳴大放的「陰謀」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太深，各界高級知識分子都經歷過那場運動，已有了前車之鑒。在姚文元的文章見報之後，敢怒者眾，敢言者寡——人們只是在莫有財飯店裡的場合那樣私下議論，未敢落筆寫批姚文章。
一隻碗不響，兩隻碗才響。沒有反駁文章，難演「爭鳴」這場戲，無法達到「引蛇出洞」的目的。真是天底下的怪事：張春橋居然為沒有人寫文章批判姚文元而犯愁了！
又一次召見《文匯報》總編。
「你們把讀者來信查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個『反對者』？」張春橋出了新主意。
於是，編輯們奉命逐封檢查最近的讀者來信。查來查去，持反對意見的，只有兩封。其中的一封，只是大罵姚文元，沒有留姓名、地址，似乎要請公安局幫忙才能找到寫信者；另一封倒不錯，對姚文元的文章逐點加以批駁，但是「理論水平」不高。最遺憾的是，這封信是一個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寫來的，「資歷」未免太淺。
不過，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對者」，很難向張春橋交賬。《文匯報》的編輯只得矮子裡拔將軍，把那封中學生的來信，送往「第二車間」，用大字排印出來。
出乎意料，張春橋見了排印稿，居然喜出望外。他立即要《文匯報》總編把那個中學生找來，對他進行「輔導」，寫得更有「深度」，寫得更加「尖銳」。
那位中學生——上海敬業中學學生馬捷，真的被請到文匯報社，真的受到「輔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