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中國報紙，充滿著火藥味兒。
1月，《羊城晚報》、《南方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柳宗元「被貶」被「索隱」為彭德懷「被貶」！《文藝報》開始批判康灈。
2月，《電影文學》批判「一部散發著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毒素」的電影劇本《親人》。《文藝報》則批判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文章的題目便是氣勢洶洶的質問語：《為誰寫輓歌？》。
3月，《人民日報》發表齊向群的《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毫不含糊地說《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5月，《光明日報》發表《夏衍同志改編的影片〈林家鋪子〉必須批判》。
6月，《工人日報》發表《〈不夜城〉必須徹底批判》。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中共中央在4月7日作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復》，免去了齊燕銘、夏衍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電影界開始批判所謂「夏陳路線」，亦即「夏衍、陳荒煤路線」。
就在這樣的「必須批判」、「徹底批判」聲浪之中，江青準備拋出那「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的「宏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
這一「宏文」雖然署名「姚文元」，實際上，作者應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當然。最初看出《海瑞罷官》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便是她。
張春橋的嘴巴向來很緊。不過，據《海港》編劇李曉明回憶，張春橋有一回得意起來，曾對他說：「以姚文元名義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不少內容是我寫的。」
署名姚文元，是因為姚文元尚未顯赫，不過是「青年文藝評論家」，便於持不同意見者跟他「討論」。那時的張春橋，已升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濃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前夕，江青於11月2日出現在北京首都劇場，審查北京京劇團的《紅巖》。她的公開露面，不知內情者會以為此後一個多星期在上海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10月13日，她在中南海曾與電影《南海長城》攝制組談過對分鏡頭劇本的意見。）
這樣一發「重磅炮彈」，選中上海《文匯報》「發射」，是因為上一次那篇《「有鬼無害」論》也是在這家報紙發表的。上海兩大報——《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當時的《解放日報》乃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屬於「黨報」，倘若發在《解放日報》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匯報》歷來有「民間報紙」的「身份」，便於「展開討論」——「釣魚」也。
令人不解的是：據《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蓀告訴筆者[5]，對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他事先一點也不知道，直到排印稿交到他手中，這才「奉命刊登」！據《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王維告訴筆者[6]，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雖然是在《文匯報》發表的，卻是在《解放日報》排印的，原因是《解放日報》乃黨報，排印車間的「保密性」強。
王維向筆者娓娓道出當年的內幕……
一輛小轎車駛出上海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大門，沿著淮海中路，朝外灘飛奔。
車上坐著四位乘客：張春橋、姚文元，解放日報社總編魏克明、副總編王維。
張春橋繃著臉，不發一言。
姚文元虎著臉，一本正經。
魏克明前幾年開過刀，身體瘦弱，顯得疲憊。
王維雖然愛聊天，此刻見眾人不語，也沉默著。
張春橋吞雲吐霧，車裡瀰漫著濃烈的煙味。一片寂靜，唯有發動機在轟鳴。
兩位「老總」（總編）應召而至康平路，只聽張春橋說有重要急件要送解放日報社排印。
要求是「絕對保密，不許排錯一個標點」。「老總」並不知道要排印什麼絕密文件。不過，張春橋、姚文元親自出馬，足見那文件非同一般。
王維猜想，這文件一定是姚文元花半年多時間寫的。要不，他為什麼坐在車上？
突然，張春橋打破了沉默，冷不丁地問道：「老魏，你們《解放日報》為什麼登蔣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和《海瑞的故事》？」
魏克明猝然不知所答，一時竟講不出話來。
王維也為之一怔：張春橋為什麼突然提及了海瑞？
到了解放日報社的印刷廠，經過專門挑選的排字工人已在那裡恭候了。
姚文元從拎包裡拿出一卷厚厚的手稿。兩位「老總」瞄了一眼文章的標題，不由得一驚：《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哦，怪不得剛才張春橋在車上問起了《解放日報》上關於海瑞的文章！
兩位「老總」親自向排字工人交代了紀律和要求。
第二天，《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大字排印本，便送到了張春橋、姚文元手中。十六開本，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確實做到了連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印錯。
張春橋從抽屜裡拿出一張早已擬好的名單，交給秘書。名單上方天頭，有張春橋用鉛筆寫的批示：「每人一份，即送。」
兩天之後，名單上的人物全都應約而來。來者大都白髮蒼蒼，皆為史學教授、專家及文藝界知名人士。
張春橋笑容可掬，在門口迎候，極盡謙卑之態。
會議準時開始。張春橋首先致詞：「今天，諸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徵求意見稿』。所謂『徵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徵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進一步修改。」
張春橋彷彿成了謙謙君子！為了使與會者暢所欲言，姚文元「迴避」了。
教授、專家們真的以為是徵求意見，也就直言不諱，幾乎異口同聲對姚文元的文章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些學富五車之士，成了張春橋的網中魚。
兩位記錄員刷刷地記滿了一頁又一頁橫格紙。任憑專家、學者們指著鼻子罵，張春橋依然保持一張微笑的臉。
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教授慷慨直言：「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一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著黨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麼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指出：「對海瑞也應一分為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平心教授本來有點顧慮，看到大家都「暢所欲言」，也就對「清官」問題直抒己見，批判了姚文元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謬論。
與會者反映最為強烈的，便是把海瑞跟「要人民公社退田」之類「掛鉤」，生拉硬扯……
張春橋滿臉堆笑送走學者們之後，手裡拿著厚厚的會議記錄，對姚文元說：「『火力偵察』非常成功！」
也就在大字本排印出來之後，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同志陳丕顯、魏文伯、曹荻秋，才第一次看到這篇文章——據姚文元自稱，已是第九稿了！
不過，張春橋的說法與姚文元略有出入。1966年12月23日下午，張春橋在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代表談話時，說及寫作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的經過：
姚文元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同上海市委無關。從一稿到六稿，就是我同姚文元兩人搞的。第七稿才送給市委。當時主要是為了搞好市委內部關係，也為了我不搞個人突出，謙虛。
其實，《評〈海瑞罷官〉》的思想是主席的，具體的是江青同志指導我們搞的。
至於《評「三家村」》，我一手經手的，與姚文元一起搞，最後的稿子才送市委。……
姚文元說是「九稿」，張春橋說是「七稿」，陳丕顯說的是「八稿」，只是「略有出入」而已。
陳伯達在晚年則這麼談及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
我至少有兩次聽到江青公開大肆吹噓姚文元，說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做的文字工作，背著北京，做的是秘密工作。這是真的。因為在姚文元的文字發表之前，除了江青、張春橋之外，好像別人都不知道。
據江青說，開始她並不和姚文元見面，只是通過張春橋和姚聯繫。她和姚文元見面是較後的事。
江青替姚吹噓，表明姚的文字內容就是她授意的。開始吹噓姚文元的時候，總會有點顧慮，因為姚文元的父親是著名的叛徒、特務。當姚蓬子死後，吹噓就變得大膽，說姚跟姚蓬子沒有什麼關係。姚是他母親帶的。
江青在上海住的時候，她同人們的來往，我沒有打聽過。在柯慶施死前，我只隱約知道他們關係是比較好的。他們設想的許多事，主要是文藝界的，但這並不排斥他們議論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