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黎澍曾對江青作過這麼一番評語：「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的。」[1]
江青這「探測器」，確實需要「回去報告」。
最初，毛澤東對於「探測器」的報告沒有在意。因為學習「海瑞精神」，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
在1962年7月，江青要做這樣的「索隱」文章，還得不到毛澤東的支持。
時光的流逝，「階級鬥爭」的弦越擰越緊，對江青越來越有利。
三個月後，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用「索隱」法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毛澤東則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這無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罷官》的信心倍增。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柯慶施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便是毛澤東關於文藝界的著名的「兩個批示」。
1964年8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這樣，在全國出現了批判《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高潮。
既然毛澤東以為「修正主義」的影片「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江青馬上「加碼」，增加到十部。
於是，在1964年底，江青約見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位正副部長座談。這清楚表明，江青已經凌駕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之上。
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吳冷西回憶：
1964年底，江青約中宣部五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談，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十部影片。
我記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鋪子》、《舞台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當時大家都沒有同意，認為要慎重考慮。
事後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這些影片，全國其他地方也相繼倣傚。在這樣壓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報》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
鑒於這些錯誤的批判有大氾濫之勢，中央書記處於1965年3月初開會討論此事。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張趕快「剎車」，學術討論要「降溫」。之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編者評論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學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點的現代文藝作品。[2]
在全國點名批判那十部影片的高潮中，江青加緊了對於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工作。
康生支持了江青。毛澤東也同意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江青持「尚方寶劍」，前往上海秘密組稿。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那篇題為《為人民立新功》的講話時，「吹」出了她去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內幕：
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裡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扼殺這篇文章了。
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裡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
維特克也在《江青同志》一書中，記述江青關於在上海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回憶：
「你知道姚文元同志是誰嗎？知道他做過什麼事嗎？」她在介紹她最忠誠最善辯的追隨者之一時反問道，「他是一個真正的筆桿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我們黨的一位文學評論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尤其是在初期，他組織寫作了批判反動文藝路線的文章。當然，首先是毛主席批准我去找他，我到上海後又得到柯慶施同志的支持。然而，大多數文章是姚文元同志寫的。」
「工作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江青同志的組織下完成的，」姚文元指出。「那時這確實是一場艱苦的鬥爭。所以毛主席說北京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整整19天（1965年11月10—29日）北京的報紙拒不刊登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江青繼續說，「11月10日，這篇文章就在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根據毛主席的建議，後來以單行本發行，但是，有兩三天，北京仍然不許發行。這些人多麼霸道！花了7個月時間完成這篇文章，多次修改。而且，寫作時還要保密。稿子送到北京，我看了三遍，這一切也要秘密進行。你不感到吃驚嗎？」
就當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張春橋、姚文元密謀之際，從成都傳來令他們沮喪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慶施在那裡病逝。
4月26日，張春橋陪同江青看了上海京劇團的《智取威虎山》。江青三次提及了柯慶施之死。她反反覆覆說道：「上海是一個戰略重地。你們一定要搞出樣板來，才對得起上海人民，才對得起黨，對得起去世的柯慶施同志。」
張春橋取代了柯慶施，成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1965年12月10日，張春橋在上海舉行的關於《海瑞罷官》的討論會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內幕。只是由於當時還不能亮出江青這張「王牌」，張春橋故作曲筆，說是自己讀吳晗的《海瑞集》，感到問題嚴重。
論戰是從戲開始的。這齣戲，我沒有看過。聽到議論，已經是1964年了。有人說是毒草，有人說不能提得那麼高。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開始研究這個問題，他同我商量怎麼搞法？他不是歷史學家，我也沒有碰過明史，而對手是專家，是權威，這一仗不容易打。我們確定：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認真學習，埋頭讀書，佔有史料，決不聲張，免得文章還沒有寫出來，風聲已經很大。這樣搞到第六稿，請四、五位同志參加討論，又反覆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發給十幾位同志徵求意見。發表的時候，已經是八個多月，第十稿了。這樣一個過程，也是對這齣戲的認識過程，一個學習過程。開頭，看了劇本、評介文章，讀《海瑞集》，感到問題嚴重，非評不可。但是，我們的論點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適當不適當等等，那是很傷腦筋的。比如聯繫不聯繫1959—1961年的形勢？聯繫不聯繫「單干風」、「翻案風」？我們是多次考慮的。
雖說遮遮掩掩，張春橋畢竟還是說出了一些內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過京劇《海瑞罷官》。只是「有人說是毒草」，才著手批判。這「有人」，當然指江青。
第二，承認他和姚文元「沒有碰過明史」，為了批《海瑞罷官》，不得不從「埋頭讀書」入手。
第三，文章的寫作準備工作，開始於1965年2月，在八個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連作者自己，對於把《海瑞罷官》跟「單干風」、「翻案風」聯繫起來，都以為「那是很傷腦筋的」。
第五，江青所說的「保密」，其實，多半是由於這一批判乃是一場強詞奪理的政治誣陷，所以不敢「聲張」。
在濃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張、姚一次次討論，一回回修改，終於把那篇「宏文」炮製出來了。
1965年4月29日，毛澤東在武漢。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1965年4月18日編印的《文電摘要》第58號上，見到《關於棉花收購、分配和戰略儲備情況》，寫下給江青的一段批語：
江青：
此件可閱。形勢大好。
毛澤東 4月29日
我今日離此去別地爬山。又及。
1965年6月，毛澤東給江青寫下兩段批語。
6月2日，毛澤東在杭州讀了國際關係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編印的《帝國主義動向》第15期，對所載的《從美國統治集團內部在越南問題上的爭吵看美國擴大戰爭的動向》一文寫下給江青的批語：
江青閱。這是一個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們認為有可能馬上打仗。我看也許如此，也許暫時還不會。一、二、三（年）之後才打，我們就有準備了。但我（們）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決定了。
毛澤東 6月2日於杭州
1965年6月7日，毛澤東讀了中共中央辦公廳1965年5月29日編印的《情況簡報》第173期，對所載的《山西省農民講習所辦得很好》作了給江青的批語：
江青閱。共四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澤東 6月7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術學院教員聞立鵬、王式廓、李化吉就美術學院使用人體模特兒一事，致信江青。江青把信轉給毛澤東。7月18日，毛澤東就人體模特兒問題，寫下兩段重要批示，認為在美術創作中應當使用人體模特兒。
就在這些日子裡，上海香山路9號那幢小洋樓在夜色中射出明亮的燈光。姚文元從底樓來到二樓。那裡本來住著張春橋，如今住的是《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
「王維同志，向你請個假。」姚文元對王維[3]說道，「市委要我寫個東西，要花些時間。報社的工作恐怕顧不上了。」
姚文元並沒有說明寫個什麼東西，也沒說清楚要多少時間。
「你去好了。」王維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了。他知道，姚文元說的「市委」，就是指柯慶施。既然姚文元不願說寫什麼東西，他當然也就不便多問。
姚文元下樓了，回到自己的家中。
從此，半年多光景，他幾乎不去解放日報社。雖說王維跟他同住一幢樓，平常也很少見到他。即使見到他，他從不說起在寫什麼，王維也就不問他。
姚文元天天往康平路跑，往武康路跑。他的神秘使命，唯有江青知，柯慶施知，張春橋知。
自從柯慶施和張春橋確定了姚文元的「筆桿子」，自從「女客人」把那本《北京文藝》親手交給姚文元，姚文元感激涕零。他深知，這一回幹的是「挑大樑」的活，非同小可。
雖說他的「棍藝」已經頗為嫻熟，無奈只是個高中畢業生，對於明史一竅不通。他暗中調來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永嘉，為他查閱史料。朱永嘉由此發跡，成為上海市委寫作組「羅思鼎」負責人。「文革」中躍為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朱永嘉曾回憶說：
姚文元不是搞歷史的，是搞文藝評論的。他找我很簡單，說要臨時寫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問我能不能幫他找一點資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裡的相關資料告訴他，關於海瑞這個人，我所知道他的經歷和情況，時代背景、社會矛盾等也告訴他。這一點我是幫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問我，我就把《燕山夜話》拿給他看。他找不到別人幫他忙啊。
姚文元這個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點，不輕易講話。他對我是很信任的，這一點還可以。姚對我從來沒有批評過任何一句，他給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東西，他說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確實改得很好。[4]
儘管此事「對外保密」，姚文元卻多次騎著自行車在夜間來到林村，求教於父親姚蓬子。姚蓬子自然盡力為兒子翻查海瑞資料——雖然開初姚蓬子曾數落過兒子「多管閒事」、「海瑞有啥批頭」，但是聽兒子透露了此事的「來頭」之後，姚蓬子立即「急轉彎」了。
明裡搞樣板戲，暗中批《海瑞罷官》。姚文元的寫作，仍處於「絕密」狀態。寫了一稿又一稿，為了保密，不能在長途電話中交換意見。藉著討論樣板戲，江青和張春橋南來北往，一時間是那樣的頻繁。在4月27日「接頭」之後：
5月29日，張春橋在北京露面，跟江青「談《奇襲白虎團》的修改加工問題」；
6月7日，江青在上海看京劇《海港》；
6月11日，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裡，和張春橋一起接見《海港》劇組；
6月24日，江青和張春橋一起接見《智取威虎山》劇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