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節剛過，北京下了一場紛紛揚揚的春雪。
冒著黑煙的火車頭，拖著長長的綠色列車，在漫天皆白的銀色世界中急急南行。
車廂裡達到了「過飽和」狀態。處於一年一度的客運高峰之中的列車，連過道裡都像筷子籠一般站滿了旅客。
緊靠火車頭的第一節軟臥車廂裡，門窗緊閉，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掛著白色窗簾。室內溫度按照「指標」，保持攝氏27度。整節軟臥車廂，只住著一位旅客和她的幾個隨從。
那唯一的旅客，便是上海的「女客人」。
她，一次又一次到上海「基地」去，總是坐「公務車」來來往往，每一次都要獨佔一節軟臥車廂。
她此時手裡正拿著1961年第1期《北京文藝》，細細琢磨著上面登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劇本。劇本的作者為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教授。
江青求助於柯慶施，在1963年5月6日的《文匯報》，發表了梁壁輝的長文《「有鬼無害」論》，猛烈抨擊了昆曲《李慧娘》，打響了「大批判」的第一炮。
江青的第二炮，目標便是眼下放在茶几上的那本《北京文藝》刊登的歷史劇《海瑞罷官》。
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彷彿沒有聽見似的。
她向來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易放過。
當然，遺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桿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起初，她想在北京就近找「筆桿子」。她想到了1954年的風雲人物——那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兩個「小人物」。1964年秋，她找了其中的一個。出乎意料，他竟沒有答應。
於是，她又求助上海。有了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持，她把上海當作了「基地」：「樣板戲基地」——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和芭蕾舞劇《白毛女》這三塊「樣板」要在上海「打成」；「大批判基地」——已經對《李慧娘》放了一炮，此行要對《海瑞罷官》開刀。「樣板」是「立」，「大批判」是「破」。
她跟「基地」的聯繫，日趨密切。張春橋成為架在她與柯慶施之間的一座「橋」。
光是在1964年，她跟張春橋時而在北京、時而在上海見面：
年初，她在上海，跟張春橋研究上海京劇院排演的《智取威虎山》；
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觀摩演出大會在京舉行，張春橋來京；
6月22日，江青在中南海和張春橋一起接待山東《奇襲白虎團》劇組，指定「張春橋掛帥」，修改此劇。
11月，江青來上海看了淮劇《海港的早晨》，要上海京劇團改編為京劇，指定「張春橋負責組織工作」。
火車急急南行。上海已在準備接待「女客人」。
「女客人」聲稱，此行是為了觀看上海京劇團初排的《海港的早晨》（即後來的《海港》）。唯有柯慶施和張春橋知道她此行的真正的目的……
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寫給錢浩梁——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為之改名「浩亮」，不要「錢」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蹤：
「你2月22日的來信，我收到的比較晚，大概是醫生壓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轉，請放心。」
「我知道你們已經到上海，我心臟不好，沒什麼，等我好些去看你們。」
錢浩梁是隨京劇《紅燈記》劇組從北京到廣東寶安（今深圳）演出，在寶安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報告寶安演出情況。此後，他們來到上海。
4月27日，她在上海會見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6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6月7日在上海看京劇《海港》，6月11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見劇組。
6月1日，江青在上海寫信給雲南省劇團《戰火中的青春》劇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我一直違反醫生的意見，斷斷續續地工作著，6月份還不能完全休息，7月、8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則，我將喪失工作能力，那對黨、對人民都不利。我是由於全身植物神經不平衡，引起心臟不好。你不要替我著急，我會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戲9、10月到北京最好。這樣，我好給你改。」
6月24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劇《智取威虎山》劇組座談。
就在這些日子裡，在上海錦江飯店，江青秘密地策劃著寫作第二篇「有份量的批評文章」。
柯慶施把任務交給張春橋。已經成為「京劇書記」的張春橋，為了樹立「樣板」戲，跟江青有著密切的交往，何況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大批判」正屬於他的工作範疇。
張春橋對於京劇是外行，對於「大批判」卻是行家裡手。照理，這位宣傳部長，完全可以獨力承擔江青交給的重任。不過，張春橋心眼頗多，不像俞銘璜那般直來直去。張春橋知道這次交辦的任務來頭不小，牽涉頗廣頗深，他寧可退居幕後指揮，向江青另薦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
此人應召而來，名喚姚文元。據上海錦江飯店經理任百尊回憶，江青是在錦江俱樂部首次召見姚文元。任百尊看見，姚文元是騎著一輛舊自行車來的。
34歲的姚文元，一身藍卡其中山裝，一雙草綠帆布膠鞋，一個草綠色挎包，一對金魚眼睛，第一次與「第一夫人」握手。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頭一回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