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組織「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開之後，悄然步入上海愚園路218號的紅都劇場。
她只是來看戲的，不想驚動劇團。那是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她借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但在中場休息時說了一句：「這個戲很不錯。」
江青很早就注意這個戲。那是1958年，哈爾濱京劇院新編了一出現代題材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江青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比《革命自有後來人》好。
這時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來說，叫作「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個戲，便是《紅燈記》。她從12個同類劇本中，選中了愛華滬劇團的本子，決定改編為京劇。
須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報》上，便登載過這樣的廣告：「山東王泊生昆劇團來平，李雲鶴演出《玉堂春》。」17歲的李雲鶴，後來成為藍蘋，後來又成為江青。她自幼在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學平劇、昆劇。對於戲劇的愛好，尤其是對於京劇的愛好，使江青著手發動「京劇革命」。
不過，江青最初還不能最直接給劇團下達任務，不能不借助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憶：
《紅燈記》宣傳畫
在上海休養的江青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她向我推薦這個本子，建議改編成京劇。我看了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劇藝術的，他不僅寫過劇本，擅長導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劇本很快改編成了，即由阿甲執導排演。全戲排完後，請總理看，總理加以肯定。後來，江青也看了。在《紅燈記》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橫加干預，給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難。
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總理那裡發脾氣，說京劇院不尊重她，不聽她的意見，糾纏到快天亮。總理無奈，只好對她說：「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第二天，總理的秘書許明同志（在「文革」期間，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打電話告訴我這些情況，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親自抓。」我說：「這樣的事情怎麼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請總理放心！」
為了提高《紅燈記》的演出水平，我建議《紅燈記》劇組的同志到上海學習、觀摩愛華滬劇團的演出（這是在1964年8月——引者注），由我帶領。還有哈爾濱《革命自有後來人》劇組的同志也一塊去。愛華滬劇團為我們演出了兩次。為了答謝上海愛華滬劇團的同志，我們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幾位主要演員來京觀看京劇《紅燈記》的演出（這是在1964年11月——引者注）。那天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給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志演出，主席同愛華滬劇團的同志們親切握手，他們非常高興。[6]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與江青同台演出過京劇《打漁殺家》。在京劇方面，阿甲兼演員、編劇、導演於一身，富有經驗。接到江青推薦的滬劇《紅燈記》劇本，就仔仔細細地進行改編。
關於《紅燈記》的改編，江青曾這樣講述過：
為《紅燈記》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為了想查明這個故事是虛構還是寫實，曾到處打聽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談談，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實。假如這個劇本竟為叛徒立了傳，那可怎麼辦？單是這件工作，就佔去了我很多時間。其它關於劇本處理方面的，就不說它了。
對這個劇本（愛華滬劇團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歡，又不喜歡。喜歡它，是因為它寫好了幾個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歡它，是因為它還不是從生活出發的，沒有寫清楚當時的典型環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題材的不同劇本之後，感到還是愛華滬劇團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劇本對人物簡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開。所以，決心把這個戲介紹給中國京劇院……
其實，《紅燈記》故事最早脫胎於電影劇作家沈默君的電影《自有後來人》。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1961年底摘帽。沈默君根據當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在1958年寫成電影劇本《自有後來人》，後來被拍成電影，1963年在全國上映。1958年哈爾濱京劇院根據電影劇本《自有後來人》，排演了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上海愛華滬劇團也根據電影劇本《自有後來人》，排演了滬劇《紅燈記》。
「痛說革命家史」一場劇照（選自1970年《紅燈記》明信片）
中國京劇院的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鐵梅一角本來選定唱功極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畢竟年歲偏大，改用劉長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鳩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屬。演員陣營頗強，加上阿甲編導功力深，京劇《紅燈記》波瀾起伏，譜成一台嘹亮的嶄新的「國戲」。
面對如此陣營強大的劇組，江青卻如一個嘮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發「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這天兩次）、11月5日，七次接見劇組，隨口而說，說了一大堆瑣瑣碎碎的意見。她的每一句話，每一條意見，都成了「指示」，導演必須遵命。
以下摘錄她的原話，可見她的種種「指示」之一斑：
「鐵梅舉紅燈跑回場，可縮短些。」
「奶奶的服裝補的不是地方！」
「七場（指監獄）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進、出門，要隨手關門，要給群眾一個安全感。」
「鐵梅上場（第一場）不要戴圍巾，見爹爹遞紙條後，臨走時玉和把自己的圍巾給她圍上。」
「鐵梅叫奶奶的聲音太刺耳，不要那麼高。」
「這個戲不適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後上場，可以扶住椅子。」
「刑場上的石頭，要靠前些。」
「粥棚場，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為人耿直，對江青的「指示」不願句句照辦，後來由B角錢浩梁所代替。
錢浩梁1934年出生於上海，父親錢麟童是上海新華京劇團麒派主演。1950年，錢浩梁從上海來到北京，以一出《林沖夜奔》得到主考周信芳的賞識，從而進入中國實驗戲曲學校研究班深造。1962年選調進入中國京劇院一團。
編導阿甲由於「不聽話」，在「文革」中受夠批鬥，倖存於世。1987年，八十高齡的他，是他從事戲劇工作五十週年紀念。他復排《紅燈記》，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萬千，說了這麼一番話：「有的人把《紅燈記》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實這齣戲的創作與江青沒關係，是她剽竊了我們的創作成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