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了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卻鮮為人知。
此文發表於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輝」。
「梁壁輝」何等人氏？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雲，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壁輝」是誰的筆名？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
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後半年，便病逝了，年僅47歲。
兩年後，柯慶施也去世了。
俞銘璜和柯慶施在去世前，都沒有留下「女客人」關於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憶。倒是應該「感謝」江青，在她得勢的時候，「吹」出了這篇文章的內幕。不過，畢竟是當眾演說，她也是寥寥數語而已。
這篇文章的「組織人寫」以及發表，是頗為重要的事件，此後，江青選擇上海為「基地」，選擇《文匯報》為「陣地」，其源蓋出於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罷官》的「宏文」，實際上只是此文的「續篇」罷了。
筆者從上海《文匯報》友人那裡得知，當年經手「梁壁輝」的文章的是唐振常。當年他是《文匯報》文藝部主任，如今調離了《文匯報》。筆者在1992年2月15日尋訪了他。他回憶了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記得，那篇稿子是「上頭」來的，是《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蓀交給他，叫他照登的。其實，稿子也不是陳虞蓀組織來的，是「上頭」交下來，要他「奉命照登」罷了。
唐振常一看那筆跡，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銘璜的手筆。那時，俞銘璜常給《文匯報》「筆會」副刊寫雜文，跟唐振常聯繫頗多。不過，畢竟俞銘璜身為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以真名發表雜文諸多不便，常署筆名「於十一」。這一回，「梁壁輝」筆名是頭一次用。據唐振常回憶，這個筆名似乎只用過這一次，後來他未用過「梁壁輝」。因此，倘若不知內情，想要考證用過一回的筆名「梁壁輝」是誰，將頗費周折。不用「於十一」，特地新擬了筆名「梁壁輝」，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隱身術」，故意不讓人知道究竟是誰寫的。
此後，在俞銘璜故世之後，種種悼念他的文章，也都從未提及「梁壁輝」，從未提及《「有鬼無害」論》。
唐振常與俞銘璜有過許多交往。他說，俞銘璜此人並非「左」派，當時是「奉命而寫」，寫了那篇貫徹江青意圖的《「有鬼無害」論》。
這倒是確實的。俞銘璜的入黨介紹人惠浴宇，寫過《記銘璜同志》一文（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寫心集》），內中寫及：
我的記憶所及，他曾在各個時期、各種場合，為彭柏山等一批所謂「胡風分子」說過話，為方之等一批所謂「右派分子」說過話。他們有的曾是銘璜的戰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個人之間還有過齟齬……
俞銘璜曾有著「蘇中才子」的美譽。他的古文底子頗好，筆桿子厲害。陳毅曾說：「俞銘璜這個人，是個多面手，年輕肯幹，能說會寫，就是一張嘴不肯饒人。」
江青要批「有鬼無害」，找了柯慶施，而柯慶施則找了這位「蘇中才子」，俞銘璜也就「奉命而寫」。
這場干戈，最初發生在三位諸城老鄉之間，即康生、孟超、江青。
孟超是江青同鄉，也是山東諸城人，比江青年長12歲。早在1924年，孟超就來到上海，在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開始寫詩、散文，並參加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左翼作家聯盟。解放後，1954年他在北京的人民美術出版社擔任創作室副主任、幻燈編輯室主任。
1959年冬，孟超應北方昆曲劇院之約，根據明代戲曲作家周朝玉的傳奇劇本《紅梅記》改編成昆曲《李慧娘》。《李慧娘》刻畫了南宋末年太學生裴禹和奸相賈似道的寵妾李慧娘之間離奇、悲壯、純潔的生死戀，從中反映出賈似道的荒淫誤國以及人民的反抗鬥爭。
在改編過程中，孟超曾多次向他的同鄉康生「討教」。
康生發話了。
唐振常在他所寫的《有鬼皆害辨》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1961年紫光閣一次會議上，他（指康生）點了一大批壞戲，指名道姓，要這個演員演，那個演員唱，並不加區別地為所有鬼戲張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說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2]
1961年《劇本》第7、第8期，發表了孟超寫的昆曲劇本《李慧娘》。與此同時，北京開始演出《李慧娘》。
1961年夏秋之間，北方昆曲劇院在北京長安戲院公演《李慧娘》。
康生為《李慧娘》鼓掌，誇獎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康生登台與孟超以及全體演員合影。他還先後兩次致信孟超，讚揚《李慧娘》的成功。
這時，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應邀去觀看了《李慧娘》。他以為這是一齣好戲，以李慧娘與裴書生的堅貞愛情以及對奸相賈似道的鬥爭貫穿全劇，揚善抑惡，具有教育意義。
《北京晚報》編輯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當即打電話約寫劇評。廖沫沙常給《北京晚報》寫稿，一口答應，揮就一稿，寫畢，只是標題未想出恰當的，略加思索，寫上《有鬼無害論》。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寫了鬼，這有鬼無害。在文中，他寫道：
我們對文學遺產所要繼承的，當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壓迫的鬥爭精神。
我們要查問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誰和反抗誰。用一句孩子們看戲通常所要問的話：她是個好鬼，還是個壞鬼。如果是個好鬼，能鼓舞人們的鬥志，在戲台上多出現幾次，那又有什麼妨害呢？
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報》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一文，署他常用的筆名「繁星」。
正在關注著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這篇短文……江青記起了當年從山東初來上海時，見到田漢、廖沫沙的那一幕。
江青選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選中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作為突破口。
江青給《李慧娘》「上綱」，認為是「借厲鬼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以為是為「毒草」叫好，一起批！
1962年冬，剛剛「批判」了「反黨小說」《劉志丹》的康生，聽說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長談話，要批鬼戲，批《李慧娘》，康生也馬上變臉。他原本說《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這時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狠狠批評中宣部、文化部「右傾」，要追查「鬼戲氾濫」的責任。
其實，對於所謂「鬼戲」，要作具體分析。那些宣傳迷信的鬼戲，當然應當反對。
但是，像《李慧娘》中寫李慧娘死後化成鬼，仍要矢志報仇，這鬼實際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昇華和繼續。江青打「鬼」，實際上是借此打人！
江青當時畢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輕，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的話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執行。
於是，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黨組的名義，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宣傳部並報中共中央」。請示報告指出：「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甚至有嚴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戲』，如《黃氏女游陰》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對於戲曲工作者中這種嚴重狀況我們沒有及時地加以注意……」[3]
江青看了這份報告，說道：「點了『有鬼無害論』，為什麼不點出文章作者『繁星』？不點『繁星』的真名實姓廖沫沙？」
江青覺得不解氣，認為文化部黨組的報告不過是「官樣文章」，她要「衝破封鎖」。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發表批判孟、廖的文章。無奈，北京並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長，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鄧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吳、廖、鄧後來被稱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說成是「三家村的黑後台」。面對北京這樣的陣營，江青當然無法開展她的「批判」。
她來到上海，發覺有柯慶施那樣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有張春橋那樣的謀士，她得到了支持。正因為這樣，她所組織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來了。這是她與柯慶施、張春橋第一次「協同作戰」。
她在柯慶施的支持下，終於「爭取到批評的權利」！
俞銘璜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北京的《文藝報》5月號予以轉載。在此之前，《文匯報》4月號發表了趙尋的《演「鬼戲」沒有害處嗎？》一文。此後，在8月，《光明日報》開展了《關於上演鬼戲有害還是無害的討論》。
唐振常在1962年，曾以筆名「唐致」在《解放日報》發表《談鬼戲》一文，此時也遭到「麻煩」。
江青批判京劇《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1964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人民日報》的談話中，支持了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毛澤東說：
1961年，《人民日報》宣傳了「有鬼無害論」，事後一直沒有對這件事作過交代。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後，全黨都在抓階級鬥爭，但是《人民日報》一直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不抓理論工作。從《人民日報》開始辦起，我就批評了這個缺點，但是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工作。[4]
《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也曾回憶了毛澤東就這一問題對他以及《人民日報》進行的批評：
不久，毛主席（1964年）6月21日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我到達時陸定一同志已經在座，少奇同志、周總理、小平同志陸續來到，彭真同志也參加。
會議一開始，毛主席就對著我說，今天找你來是要批評你，批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他說，人民日報1961年發表了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沒有檢討，也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就提出抓階級鬥爭，但人民日報對外講階級鬥爭，發表同蘇共領導論戰的文章，對內不講階級鬥爭，對提倡鬼戲不作自我批評。這就使報紙處於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主席指著我說，你搞中蘇論戰文稿，一年多沒有抓報社工作。你一定要到報社去開個會，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講一講，也同新華社講一講。毛主席還說，人民日報的政治宣傳和經濟宣傳是做得好的，國際宣傳也有成績。但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不抓理論工作，從報紙創辦開始我就批評這個缺點，但，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你們的《學術研究》專刊是我逼出來的。過去人民日報不抓理論工作，說是怕犯錯誤，說報上發表的東西都要百分之百正確。據說這是學蘇聯《真理報》。事實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報紙。《真理報》現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最大的錯誤。人民日報不要怕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改了就好。
毛主席這裡批評人民日報宣傳鬼戲的文章，是人民日報1961年12月28日發表的題為《一朵鮮艷的紅梅》讚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該文認為這齣戲改編得好，並批評那種把鬼戲一律看作迷信的觀點。後來報社文藝部收到一篇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我審看時認為不必由人民日報出頭大張撻伐，而且毛主席指定袁水拍（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編輯的《不怕鬼的故事》才出版不久，也不宜此時發表批評鬼戲的文章，於是把此文轉給《文藝報》處理了。因此人民日報一直沒有認為發表讚揚《李慧娘》是錯的，也沒有批評「有鬼無害」論。編輯部一直認為，不能說一切鬼戲都是壞的，禁止一切鬼戲也是不利的。
毛主席這次批評，比前幾次批評人民日報不重視學術理論要嚴重得多。很明顯，毛主席這時已開始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了。[5]
知道了「梁壁輝」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澤東的批評，「繁星」（廖沫沙）不得不在1965年2月18日《北京日報》上發表《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一文。
孟超在1964年受到「停職反省」處分。在「文革」中，更是受盡折磨，於1976年5月6日含冤去世。1979年6月16日，孟超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