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的講話，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江青敏銳地意識到柯慶施的文藝見解與她完全「合拍」。正孤掌難鳴的她，求助於柯慶施，立即得到柯慶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見」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部長們對她的意見不屑一顧。她尋求支持，尋求強有力的支持者。柯慶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進行一番番密謀。
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進上海錦江飯店。這一回，她不忙於治病，也不忙於調看內部電影，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柯慶施帶來了他的政治秘書張春橋。
說實在的，張春橋對她並不陌生。當年，崔萬秋常常跟他說起藍蘋。他從報紙、畫刊、電影中，早就認識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個心眼兒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賠盡小心。
她對張春橋呢，雖說當年同在上海灘，而且說不定還在崔萬秋家見過這個穿蹩腳西裝的狄克，不過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會記得住這樣的小人物的。何況，張春橋也盡力假裝不知她的底細，一字不提20世紀30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心上的一塊瘡疤。
在柯慶施的介紹下，她與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結識了。
那天的談話，差不多只在江青與柯慶施之間進行。張春橋只在一旁聚精會神地聽著，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的表情。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面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張春橋在一旁細細觀察著。他發覺，江青依然保持當年藍蘋的風度，口若懸河，不斷地做著手勢，常常放聲大笑，是一個無拘無束的女人。
那天，江青漫無邊際地說了好多好多。
擅長于歸納的張春橋，把她的見解歸納為三點：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罷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現代戲。這一回，在上海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很不錯。只是滬劇的地方性太強，觀眾面狹窄，她想改成京劇，推向全國；
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掛帥，可以成為她的「基地」。今後，她要常來上海，不是為看病而來，是為建設「基地」而來。
這一次與江青會面，對於張春橋來說，是歷史性的。從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張春橋。
幾個月之後——12月12日，毛澤東在柯慶施的一份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亦即後來被人們稱為「兩個批示」中的一個，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依據。
在「文革」中，毛澤東的這段批示成為「最高指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就在毛澤東的批示之後十多天，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開張了。柯慶施和張春橋在會上響亮地再一次喊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
這一回，柯慶施、張春橋的腰桿挺得筆直。因為毛澤東的批示說「至於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而柯慶施、張春橋立即在上海推出華東區話劇觀摩演出，喊出「大寫十三年」，實實在在一副「左」派面孔了。
姚文元立即「緊跟」。他在1964年3月，分別在《收穫》和《紅旗》雜誌發表兩篇長文，貫徹了柯慶施、張春橋的意圖：
《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創造最新最美的圖畫——關於現代劇若干問題的研究》；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長——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後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面，是這樣談及的：「1963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江青同志的關懷下舉行的。」
江青則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志。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