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腦」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慶施。柯慶施是資深的中共領導人物，1958年之後的柯慶施，進入他政治生涯頂峰期。他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是上海響噹噹的「第一號人物」。在1965年，他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當中國這艘碩大的巨輪向「左」偏航之際，原來就思想頗「左」的柯慶施，頗得毛澤東的賞識。
1963年1月4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200號——上海文藝會堂，人頭攢動。上海元旦聯歡會，正在那裡舉行。
巴金、熊佛西、丁玲、豐子愷、郭紹虞、劉大傑、黃佐臨、張駿祥、沈浮、瞿白音、應雲衛、王個簃、林風眠、白楊、張瑞芳、上官雲珠、葉以群、吳強、孫峻青、任桂珍、瞿維、唐耿良、蔣月泉、張樂平……聚集上海文藝會堂。
元旦聯歡會年年舉行，而這一次上海文藝界頭面人物差不多都到齊了，卻是空前的。因為事先接到通知，說是「會議重要，務必出席」。
例行的元旦聯歡會，怎麼忽地變得「重要」起來？
1月6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的報道，道出了其中的奧秘：「最使大家高興的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也應邀來到，和大家一同聯歡、共迎新春。陪同柯慶施同志參加聯歡會的還有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等。當柯慶施同志出現在演出大廳中時，全場熱烈地鼓掌歡迎。主持聯歡會的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熊佛西當即代表大家邀請柯慶施同志講話。」
原來，「會議重要」，全然因為柯慶施要發表講話。
這一回，柯慶施確實說了一番至為重要的話，以至上海文藝界為此「學習」了多日。
當年張春橋為之寫過《濟南話劇界歡迎熊佛西先生記》的那個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聯歡會。當他宣佈：「現在，請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柯慶施同志講話。」全場響起了掌聲。
柯慶施說：「最近看了話劇《第二個春天》、電影《李雙雙》，還聽人說過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這些戲寫的都是解放以後十三年來的現代生活，這很好，很值得提倡。」
說了這麼一段話之後，柯慶施加以發揮道：「解放十三年來的巨大變化是自古以來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裡，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
這一回，柯慶施所發表的，並非應景講話。他利用這一次對上海文藝界講話的機會，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具有獨創性的口號：「大寫十三年！」
本來，這樣一段話，也沒有什麼大錯，但是，他繼續加以發揮，那就走向了「左」的極端：「今後在創作上，作為領導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堅持『厚今薄古』，要著重提倡寫解放十三年，要寫活人，不要寫古人、死人。我們要大力提倡寫十三年——大寫十三年！」
文學藝術的創作領域，本來是無比寬廣的。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一下子把歷史題材以至革命歷史題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寫，連「活」的「洋人」也不能寫！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刊登了柯慶施講話。
這是一個充滿「左」的色彩的口號。
所謂「大寫十三年」，就是大寫解放以後的十三年，以為「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其實，「大寫十三年」這口號，與其說是柯慶施提出來的，不如說是柯慶施和張春橋一起提出來的。姚文元「緊跟緊追」，成為這一口號的最積極的鼓吹者。
1月6日，《文匯報》報道了柯慶施的講話，頓時在全國文藝界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柯慶施的「大寫十三年」的片面性口號，立即遭到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堅決反對。
張春橋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條，我一條，拼拼湊湊，寫了個《大寫十三年十大好處》。
姚文元是個從「左」如流的「理論家」。雖然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說過跟「寫十三年」背道而馳的話：
「今天寫作的題材是應當廣闊的——限定在工農兵之內是不夠的。從古至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從五四到解放，從神仙到精靈，從官僚到資本家……各種人、各種題材，只要有社會意義和美學內容，都可以。」（《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
「我們主張創作的題材不受任何限制。」（《從一個演員的下鄉體會談起》）
「文學藝術作品的題材是異常廣闊的，決不能機械地說只有描寫生產的戲才能教育工人，描寫戰爭的戲才能教育戰士，凡是用進步的觀點在某種程度和某個角度上真實地反映了生活的藝術，都能對人民起不同程度的教育作用。工人喜歡《董存瑞》，也喜歡《天仙配》，就因為那裡面有更多的生活和感情吧。」（《從拒絕放映〈天仙配〉想起的》）
然而，這些理論眼下已顯得過時了。就像磁帶消磁一般，姚文元抹去了自己曾經說過的話，趕緊順應風向，為「寫十三年」大聲鼓噪——作為「文藝理論家」，姚文元向來並沒有自己的「原則」，一切為了「緊跟」，「緊跟」便是一切。
就在剛剛跟張春橋生硬拚湊了「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的時候，解放日報社給姚文元送來了戲票。
大幕拉開不久，姚文元便開始搖頭。
那是由劉川編劇的話劇《第二個春天》，黃佐臨導演。這出新戲寫的是海軍某部自力更生造艦艇的故事。
「怎麼沒有黨的領導？『油條廠長』怎麼會突然轉變？」一邊搖頭，姚文元的腦海中一邊浮現出一個又一個的問號。
憑藉著「靈敏」的「階級鬥爭嗅覺」，姚文元看出這出新戲存在著「嚴重問題」。回到家中，他打著腹稿，準備寫批判文章。
幾天之後，忽然張春橋來電話：「柯老約你一談。」
當他從柯慶施那裡回來，姚文元急於「搖」筆桿。他，寫的不是批判文章，卻是充分肯定《第二個春天》的劇評。
柯慶施的話，寥寥幾句，說得那麼透徹：「我們提倡『大寫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寫十三年的作品。《第二個春天》，應當給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慶幸——那篇批判《第二個春天》的文章，幸虧還沒有寫出來！
他又一次「急轉彎」。1963年1月21日的《解放日報》，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長文：《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人們一定勝利——論〈第二個春天〉主題思想的現實意義》。
這位「文藝理論家」的筆，簡直成了柯慶施、張春橋手中的一塊橡皮泥！怎麼捏，就怎麼著！
不過，令人懊喪的是，儘管上海的報紙為「大寫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報刊卻保持沉默。
這沉默並不意味著默認，恰恰相反，沉默意味著反對。
大戰前的沉默。張春橋手中握著《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卻並不急於拋出。
4月，乍暖還寒的北京。在新僑飯店的會議室裡，終於打破了沉默，開始了一場大戰前的前哨戰。
中宣部在那裡召開文藝工作會議。
瀰漫在會議室裡的煙霧，彷彿不是出自一根根香煙，而是出自炮口的硝煙。
兩軍對立，氣氛顯得那麼緊張。
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放炮了。
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開火了。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也一梭子一梭子射擊著。
他們齊轟「大寫十三年」。他們尖銳地指出，「大寫十三年」這個口號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藝創作，不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所謂「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是錯誤的。
張春橋「後發制人」。等到排炮過去，這才站了起來，慷慨激昂地為「大寫十三年」辯解。他，一條又一條，不厭其詳地列舉「大寫十三年」的「好處」。不多不少，正好十條！他終於在這關鍵時刻，甩出了他跟姚文元搜索枯腸湊成的《大寫十三年的十大好處》。
雖然張春橋振振有詞，卻處於「光榮的孤立」之中。他深切地意識到，中宣部不買他的賬。要想讓周揚、林默涵等俯首聽命，談何容易。
當張春橋回到上海，馬上向柯慶施匯報了在新僑飯店遭到的「圍攻」。姚文元在側，聚精會神地聽著。
「等著瞧！」柯慶施青筋暴漲，用手拍著桌子——這向來是他激怒時的習慣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