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張春橋的「成名作」在《人民日報》發表後的第六天——1958年10月19日，毛澤東委派陳伯達和張春橋坐專機飛往河南鄭州，前往衛星公社調查。
毛澤東寫給陳伯達的信，全文如下：
伯達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張春橋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衛星公社進行調查工作為適宜，不必聽二十一日劉子厚同志（當時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河北省省長——引者注）的報告。集中精力在衛星公社調查七天至十天，為杭州會議準備意見，很有必要。可帶李友九（當時《紅旗》雜誌編輯——引者注）去幫忙。如同意，請告葉子龍同志，為你們調一架專機即飛鄭州。
毛澤東 10月19日上午七時
到鄭州時，最好能請史向生同志和你們一道去衛星社。史對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過衛星社。他是省委書記。
毛澤東囑令調專機給陳伯達和張春橋，這充分表明毛澤東對他們此行的重視。
毛澤東在寫下那封給陳伯達的信之後半小時，又補充寫了一信給陳伯達：
伯達同志：
去河南時，請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帶幾本去，你們調查團幾個人，每人一本，邊調查，邊讀書，白天調查，晚上閱讀，有十幾天，也就可以讀完了。建議將胡繩、李友九都帶去，練習去向勞動人民做調查工作的方法和態度，善於看問題和提問題。
我過了下星期就去鄭州，一到，即可聽你們關於衛星社觀察所得的報告，在四省第一書記會議上予以討論。
毛澤東 10月19日上午七時半
四天後，毛澤東又給陳伯達一函：
陳伯達同志：
你們調查研究衛星社大約要一個星期，包括調查團（社）營（大隊）連（隊）的各項問題。
然後，請找遂平縣級同志們座談幾次，研究全縣各項問題。以上請酌量處理。
毛澤東 10月23日下午五時
又過了五天，毛澤東寫第四封信給陳伯達：
陳伯達同志：
回信收到。我還須幾天才能出發。如果遂平調查已畢，你們可去附近某一個縣再作幾天調查，以資比較。於11月2號或3號回到鄭州即可。已令吳冷西、田家英二同志昨日夜車出發，分赴修武七里營兩處調查幾天再去鄭州。
毛澤東 10月28日上午四時
當時，陳伯達早已是中共「大秀才」，而毛澤東把張春橋的名字與陳伯達相提並論，這表明毛澤東在提攜這位「新秀才」。
於是，奉毛澤東之命，陳伯達頭一回與張春橋同行，前往河南碴岈山。
一個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一個是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此行究竟如何呢？
關於此行，據陳伯達在晚年自述[41]：
1958年七八月間，河南省發表了「碴岈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我預先並不知道有這樣的「章程」。這個「章程」做了不少「規定」，「公共食堂」就是其中之一。
在是年，似乎是當時領導農村工作的中央負責同志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記得，我沒有參加這個決議文件的起草工作。
本來，我沒有想到碴岈山去參觀，因為毛主席要我同張春橋去一趟，就去了。當然，受到當地一些招待。
似乎是住在我們對面的一位老頭子，洩露出來關於「高產」麥田的秘密：那塊所謂特別「高產」的麥地，是那幾個愛作假的人在夜裡趁大家睡覺的時候，搬運其他許多田里的大量麥子堆上去的。各地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大家看的集中地點是那早已收割的「高產」麥地，麥早已收了，可是不少的參觀熱心家卻在那一塊地裡挖一把土帶回去，作為紀念，或想作回去的「科學的試驗」物。
那裡的幹部可能覺到我的態度不如他們原來設想的那樣高興。他們一個負責人曾經問我有什麼意見，是否有不對之處。當然，那時我還不能說出什麼。
沒有幾天，毛主席來電話指示，不要住太久。我們一些人在短短幾天就離開了。
此行對於張春橋來說，是異常興奮的。因為是平生頭一回奉毛澤東之命執行任務，何況與「大理論家」陳伯達同行；陳伯達的回憶卻是平淡的，他對於這個來自上海的「秀才」並沒有太留意。
陳伯達回憶河南碴岈山之行中所說：「沒有幾天，毛主席來電話指示，不要住太久。我們一些人在短短幾天就離開了。」
毛澤東給他們打電話，是從鄭州打來的。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領導參加的會議，後來被人們稱為「第一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選擇鄭州作為開會的地方，是因為河南乃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發源地，此次會議開始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所產生的一些「左」的錯誤。毛澤東要陳伯達、張春橋回來，為的是出席會議。
陳伯達從碴岈山一回來，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這次批評相當厲害。會議結束時所發的紀要中，有一段話是不指名批評陳伯達的：
……同時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廢除商品生產和等價交換是違反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中國的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現在不僅不能消滅，而且應該大力發展。人民公社應該在發展自給性生產的同時，多搞商品生產，盡可能多地生產能夠交換的東西，向全省、全國、全世界交換。
陳伯達受到毛澤東的如此嚴厲批評，相當狼狽。關於他為什麼會受批判，他在晚年作了如下回憶：
從碴岈山到遂平縣裡那天晚上，一個會計（似乎很年輕）說了這樣一件事：「我們這裡出『沙子』，用『沙子』去武漢交換機器，這是『產品交換』。」
到鄭州後，我和同去的張春橋見毛主席，當還沒有正式匯報之前，作為閒聊，我說了那會計把沙子換機器叫做「產品交換」一事。毛主席一聽，就馬上插上我的話，說：「你主張『產品交換』，不要『商品交換』了！」
其實，這是毛主席一時誤會了。當時還沒有開始正式匯報，我在那瞬間只是閒說那個「會計」的說法，並沒有表示我主張什麼。
當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我也看過。但是，對這樣極端複雜的問題，直到現在，我頂多只能開始進幼稚園長期刻苦學習，當時怎麼可能信口開河呢。
不知怎樣的，毛主席當時對我說的話，竟然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我覺得大家都怕和我接近。我的確處於很狼狽的狀態。有兩位地方同志或許知道我當時說話的經過，到我的住處看一下我，那時真使我感激不盡。
陳伯達受到毛澤東批評一事，「一傳十，十傳百」，那是張春橋「發佈」的「新聞」：坐在一側的張春橋，把毛澤東對陳伯達的當面批評句句牢記，作為「新動向」向柯慶施匯報。消息很快從柯慶施那裡傳出，這倒誠如陳伯達所言，「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參加鄭州會議的人都傳遍了」。
在鄭州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再次命陳伯達與張春橋同行，「會後出征」，前往山東范縣。這又一次表明，毛澤東對於上海「新秀才」張春橋的看重。
那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在1958年11月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134期上，刊載的《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那是河南范縣人民公社黨委（縣委）第一書記謝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縣共產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萬人大會上，作了關於范縣兩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規劃報告。《宣教動態》第134期刊登了這一報告的摘要。內中這麼寫及：
農業生產萬斤化。規劃提出1960年糧食作物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二萬斤，爭取三萬斤，共產三十九億斤；棉花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五千斤，爭取二萬五千斤，總產二十二億五千萬斤；花生種植十五萬畝，保證畝產五萬斤，爭取八萬斤，總產七十五億斤；甜菜種植五萬畝，保證畝產三萬斤，爭取五萬斤，總產十五億斤。今年的水利要實現河網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園化，灌溉自流化、標準化，1960年達到灌溉電氣化、自流化。到那時：田間耕作用機器，灌溉自流用電力；糧食畝產好幾萬，堆大敢與泰山比；棉絮開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豐收一年頂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
這一報告還說：
豐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製度。
到那時：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大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毛澤東看罷，頗為興奮，於1958年11月6日寫下批示：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陳伯達、張春橋、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嗎？行路匪遙，一周可以往還，會後出征，以為如何？
毛澤東 11月6日上午九時
張春橋兩度受到毛澤東親自「點將」，而且與陳伯達同行，這消息飛快地從鄭州傳到上海，張春橋的聲望猛然看漲了。須知，陳伯達當年有著「理論家」的美譽，號稱「中共第一支筆」，資歷比張春橋深得多，而毛澤東主席在批示中，居然把張春橋與陳伯達相提並論，這怎不意味著張春橋頗受領袖偏愛？
於是，張春橋從中共上海市委委員晉陞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於是張春橋擺出了一副黨的理論家的架勢。不過，理論權威，起碼也得有幾本著作。
說來慚愧。這位「理論家」雖說屬於早熟型的，早在1932年4月17日，他不過15歲的時候，已經在山東《民國日報》的《中學生之部》副刊，發表了《春雨之夜》。這是他的「處女作」。二十多年來，不論是在濟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晉察冀，他的筆沒有停過，寫了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各種文章，可是，他的書，少得可憐。
據1937年8月14日上海《社會日報》報道，《華北事變演義》一書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張天翼、陳白塵、聶紺弩、張春橋四人執筆，當時正在寫作之中。
可是，後來並未見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佔第三部的四個作者之一，何況並非「理論著作」。
1938年，他在延安倒出過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書名為《在鞏固和擴大中的陝北公學》，不過78頁，而且附錄中的兩篇文章是別人寫的，算不上「大作」。
1954年1月，他訪問蘇聯，寫了一本小冊子《訪蘇見聞雜記》，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印行。不過，這只是本新聞通訊集，井不是「理論著作」。
怎麼辦呢？
他把1957年反右派時的那些「棍子」文章，諸如《質問彭文應》、《雜談帽子》、《看大字報有感》之類，湊足33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共178頁而已。
到了1960年，他又把《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讓大字報流芳百世》、《大躍進的風格》、《東風頌》、《「窮棒子」精神》之類雜文，四十篇，編成《龍華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共182頁。
至「文革」開始，張春橋的著作，也就是這麼三四本小書罷了。
他是個搖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長於在幕後出點子——特別是在他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後。由他操縱的「金棍子」，在台前飛舞，征東討西，打南掃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