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五年長張春橋三歲，是個「老宣傳」，與張春橋旗鼓相當。
瘦削，文弱，看上去陳其五連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講台，他就顯示出宣傳部長的本色：思路清楚，講話富有邏輯。
其實，他不姓陳，名字也不叫其五。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時，有個非常活躍的人物，名叫「劉毓珩」。這個21歲的青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學生運動中成為學生領袖——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
1938年2月，劉毓珩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受劉少奇的派遣，前往國民黨衛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劉少奇提醒他，「國民黨對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麼好呢？」他問。
「你母親姓什麼？」劉少奇問道。
「姓陳。」
「那就取一個封建一點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劉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陳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這樣，劉少奇給他改了名字。從此以後，「陳其五」叫開來了，以致他的真名劉毓珩幾乎很少為人所知。就連他的子女，也都姓陳。（陳小蒙便是他的次子。1986年2月，因強姦、流氓罪在上海被判處死刑，轟動海內外。那時，陳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為一談。）
在解放前，陳其五歷任新四軍團政委、四師政治部宣傳部長；華中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華東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
1948年12月，當杜聿明部隊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出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後來經毛澤東審閱，作了幾處修改，發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天天讀」的「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得極為熟練。近來發現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1949年5月，當陳毅率第三野戰軍攻下大上海時，陳其五也參加了戰鬥。上海一解放，陳其五便擔任上海市軍管會軍事接管委員會政治部宣傳部長。
陳其五在上海宣傳、教育、理論、文藝各界，有著頗高的聲望。而他的政治見解又恰恰與張春橋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張春橋的勁敵。
張、陳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1962年5月9日至16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會期間，矛盾尖銳化了。
會議之前兩個月——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即「廣州會議」。3月2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即著名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3月6日，陳毅亦作長篇講話，聲言「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提出應「脫帽加冕」。
柯慶施對周恩來、陳毅的廣州講話持異議，不許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傳達，而陳其五卻上台傳達了周恩來、陳毅的講話。於是，代表們對上海文藝界的「左」的傾向，大加聲討。特別是巴金，毫不客氣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
巴金講畢，陳其五走過去，緊緊握著巴金的手，激動地淌下熱淚。
陳其五是個直性子的人。當場，他對巴金的講話，大加讚賞，說道：「巴金的講話，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滿了一個作家的責任和良心，使我感動得流淚！」
整人要有機會；機會終於來臨。四個月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發出了著名的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他提醒人們，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柯慶施從北京開會回來，要在上海尋找階級鬥爭的「靶子」，「謀士」張春橋馬上把整陳其五的材料，攤在柯慶施面前。於是，張春橋便借助於「階級鬥爭」，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釘、肉中刺了。
1962年冬天，上海奇寒。陳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會議會場時，只覺得有點冷，卻沒想到張春橋在會上對他發動了突然襲擊。一時間，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階級鬥爭」的靶子。他，中箭落馬了……
張春橋大勝，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
不久，張春橋召開上海宣傳系統黨員大會。他以部長的身份，宣講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撤銷陳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
又過了幾個月，乾脆，開除了陳其五的黨籍！
從此，陳其五被逐出上海，「發配」到江蘇揚州，在江蘇農學院當個教務處副處長。
陳其五的老戰友們，實在看不下去，向黨中央反映意見。無奈，張春橋依仗著柯慶施，已有恃無恐了。張春橋雙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聲，冷冷地說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將軍元帥，就是要叫你陳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揚州，陳其五寫下了悲憤滿腔的六言詩：
冷落門前車馬，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舉頭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陳其五備受苦難，是可想而知的。張春橋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後快不可。1968年，趁著「打擊右傾翻案風」，張春橋提醒人們：「陳其五並不是死老虎！」
於是，1968年4月17日，《文匯報》以「本報編輯部」名義，發表兩大版的長文《陳其五在為誰翻案？》，又把陳其五批了一通。這篇文章一開頭，那口氣便咄咄逼人：
陳其五何許人也？舊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周揚的死黨，霸佔上海思想、文化領導崗位多年的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道道地地的頑固不化的走資派！早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慶施同志親自主持下對他進行了批判，並且罷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職，把他開除出黨。
某些天真的人們一聽，會說：啊！原來是一隻「死老虎」。不對！陳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條雖已落水卻總想重新爬上岸來咬人的瘋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後，非但從來沒有任何低頭認罪的表示，而且隨時都在準備翻案，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時刻準備突然在某一個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撲過來，咬人，吃人。為了表示這種反革命的決心，他特地從一具也曾被罷過官的封建殭屍于謙那要挖來了一首黑詩，瘋狂地叫囂：「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是一個多麼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啊……
這篇經過張春橋親自審定的長文，列舉了陳其五的種種「反動言論」。今日以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又該作何觀感呢？悉照原文摘錄於下：
他惡毒地咒罵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說什麼總路線「從頭到尾有錯誤」，大躍進是「大破壞」，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聲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揚「分田到戶」……
他猖狂地叫囂「胡風問題現在尚未定案」，揚言要「把宣傳系統下放在農村的右派分子，都調上來工作」，真是起勁得很哪！
文章當然不忘陳其五對「姚棍子」的那些批評，要清算這筆賬：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對反革命的文藝黑線、黑綱，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就為了這一點，陳其五對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瘋狂圍剿，惡毒地咒罵姚文元同志「簡單粗暴」，是「棍子」、「框框」，這種攻擊，到1962年，便達到了高峰。……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專門痛打你們這一小撮死硬的階級敵人。
如此看來，「棍子」之稱，連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派」也承認，只不過要加「革命」兩字，成為「革命的棍子」！這種「大批判」文章，今日看來，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張春橋，用了這樣的詞句：「一直堅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戰鬥的張春橋同志」。張為姚之後台，講得最明白不過了。
文章也談到，打倒陳其五是頗為不易的，用陳其五自己的話來說，「他所以敢於如此猖狂地進行反撲，就是因為『上面還有人同情我』，『下面還有群眾基礎』」。文章開列了為陳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單：劉少奇、陳毅、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江渭清，說他們「一直對抗柯慶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別提及，「陳丕顯就曾經偷偷地召見陳其五，要他『再回到黨內』，『兩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張春橋能夠面對那麼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陳其五，足見他在1962年已經具備相當大的能量。
自從去除了陳其五這個「心腹大患」，張春橋獨攬上海的思想、文化領導大權了。
此後不久，張春橋升為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到了1965年，升為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成為上海舉足輕重的人物。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上），中共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617頁。
[2]轉引自楊建業著《姚雪垠傳》，北嶽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3]《敵友之間》，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報》。
[4]《敵友之間》，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報》。
[5]《論「知音」》，《文藝月報》1957年第2期。
[6]《放下架子！》，1957年5月13日《解放日報》。
[7]1986年8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作家王若望。
[8]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頁。
[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頁。
[1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頁。
[11]1986年8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作家王若望。
[12]《反黨野心家的四個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陰謀活動》，1957年8月2日《解放日報》。
[13]《走哪一條道路——批判王若望幾篇文章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文藝月報》1957年第8期。
[14]《駁施蟄存的謬論》，《文藝月報》1957年第7期。
[15]《文藝上的修正主義表現在哪幾個方面？》，《文藝月報》1958年第4期。
[16]《流沙河與〈草木篇〉》，《展望》1957年第27期。
[17]《闢謠三則——答徐中玉「積疑三問」》，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報》。
[18]《魯莽被什麼人「利用」？》，1957年7月21日《解放日報》。
[19]《再談教條和原則——與劉紹棠等同志討論》，《文藝報》1957年第18期。
[20]《論「探求者」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文藝月報》1957年12期。
[21]《〈新觀察〉放出的一支毒箭》，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報》。
[22]《讀〈文藝報〉上的一篇翻案文章》，1957年7月6日《人民日報》。
[23]《馮雪峰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思想基礎》，《文藝報》1958年第4期。
[24]陳翼德：《生逢其時》，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25]巴金：《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輸和宣傳》，《巴金六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頁。
[26]巴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屬於誰？》，《巴金六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頁。
[27]1986年9月6日，葉永烈採訪羅竹風於上海。
[28]1986年9月6日，葉永烈採訪羅竹風於上海。
[29]1986年9月5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陳虞蓀。
[30]1986年7月9日，葉永烈採訪賀綠汀夫人姜瑞芝。1986年7月14日、1987年5月27日、1995年10月5日，葉永烈三度採訪賀綠汀。
[31]1986年4月8日，關於賀綠汀之女賀曉秋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情況，葉永烈先是採訪賀綠汀女兒賀元元，接著在1986年6月7日採訪陳剛。
[32]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頁。
[33]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頁。
[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頁。
[35]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頁。
[3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頁。
[37]《黨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74頁。
[38]廖蓋隆主編：《新中國編年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頁。
[39]指1975年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40]據張春橋說，是在北戴河開會時柯慶施把他介紹給毛澤東的。
[41]1988年12月19日、20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陳伯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