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文壇上，姚文元是很「露」的棍子，而張春橋則是幕後操棍。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差不多都署本名，而張春橋的「批判」文章大都化名。
1957年，風嘯浪湧，中國不平常的早春、不平常的夏季來臨了。
柯慶施很早就從毛澤東的話語中，得到重要的政治信息。正因為這樣，早在1956年12月18日，當他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步上上海政協一屆三次全會主席台，便面對著台下的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嚴肅地告誡道：
波蘭事件是波蘭人民內部的問題；匈牙利事件開始也是人民內部的問題，後來成為帝國主義進行反革命復辟的問題……
從最近國際事件中應得出以下教訓：首先，要明辨是非，分清敵我。這樣才能樹立正氣，縮小邪氣的市場……
很自然，有了來自柯慶施那裡靈通的政治信息，張春橋在1957年早春的「大鳴大放」之際，早已知道那是「陰謀」。
正因為這樣，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震撼全國的社論《這是為什麼？》一發表，張春橋就接二連三地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
張春橋已於1955年秋離開《解放日報》，但是他的文章，在《解放日報》上總是照登不誤，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會改動。
相比起來，當時40歲的張春橋，比26歲的姚文元要老練多了：姚文元還不過是個小人物，巴不得出名，巴不得成為「反右英雄」，所以他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的反右派文章，一律署真名。張春橋呢？像當年的狄克一般，深知這類指名道姓批張三罵李四的文章會給日後招來麻煩，他又來了個「最最會化名」，差不多寫一篇文章化一個筆名！
筆者逐版查閱著1957年夏天的《解放日報》。由於熟知當年內情的《解放日報》編輯提供了張春橋的「筆名錄」，所以我很順利就複印了一大批張春橋的化名文章。不過，查多了，竟然發覺，即使沒有「筆名錄」的指引，也能很容易、很準確地判定哪些文章出自張春橋之手；因為張春橋寫文章有個習慣，篇末總要寫上「×月×日」。他解放前發表的文章，篇末大都註明寫作日期。《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是不標寫作日期的——即使別的作者在篇末也寫上日期，發表時總被刪去，以節省一行鉛字。可是，由於張春橋當時已成了《解放日報》的「太上皇」一般，編輯們不敢易一字，所以篇末寫作日期也就照登。這小小的「尾巴」，竟成了張春橋文章的特殊標誌。照這個辦法查閱，我的判別準確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
這時候的狄克，已經是一副完完全全的「左」派面孔。
他在「6月26日」寫的文章，隔了一天，《解放日報》在6月28日就在第2版頭條地位登出來了，題目是《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化名「吳松」。他一口氣「批駁」了陳仁炳的「暗無天日」論、「辯駁有罪」論、「拆橋頭堡」論、「火燒基層」論、「大病重藥」論、「我們負責」論，得出了驚人的結論：陳仁炳「所說的、所走的是一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他在「7月17日」寫的文章，也只隔了一天，《解放日報》在7月19日三版頭條登出。這一回，他化名「常軌」，氣勢洶洶地來了個《質問彭文應》。他把彭文應提出的「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上綱上線，說成是「取消共產黨的領導」，然後發出一連串的「質問」。
6月25日的《解放日報》上，張春橋又化名「徐匯」，發表《「今天天氣……」》。他聲稱：「夏天是長莊稼的季節，也是毒草想著壓倒莊稼的季節」，他要「把自己鍛煉成一個真正的、不帶括號的左派」……
張春橋有句座右銘：「凡事左三分。」在1957年夏天，這位「左」派化名「子漁」、「何澤」、「蒲西」、「龍山」、「齊索」、「安得」、「子執」、「何聞」、「路賓」等等，今日批這個，明天駁那個，成為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反右英雄」。
張春橋的「化身術」，讀者不知，柯慶施知。每發表一篇文章，張春橋總要請柯慶施「指正」。或者根據柯慶施的意思，寫出批判文章。經過這番反右派大風大浪，張春橋益發得到柯慶施的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