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是政治氣候的溫度計。民主興，則雜文旺。雜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蟬的日子裡，雜文總是收聲斂息。1962年的「回暖」，使雜文創作也活躍起來。
春風吹入位於上海南京路上的華僑飯店，文匯報社在那裡召開雜文創作座談會。因為《北京晚報》的雜文專欄《燕山夜話》已經開張，《前線》雜誌的雜文專欄《三家村札記》和《人民日報》的《長短錄》也很活躍，可是上海的雜文界卻還冷冷清清，該鼓一把勁了。
大抵是受「出氣會」的影響，會場空前活躍。姚文元也算是雜文作家中的一員，靜坐一側，那凸出的眼珠不時在會場上來回掃瞄，彷彿獵人在搜索獵物。
「繁榮雜文創作的關鍵，在於『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雜文老作家，幾年前在《人民日報》副刊上發了一篇雜文《廢名論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這幾年一篇雜文也不寫——不是不會寫，也不是沒東西寫，是不敢寫！」有人開始「出氣」了。
「我剛從北京回來。在北京，我見到夏衍，他說在七千人大會之後，他『老病復發』，手癢了，又想寫雜文了！」有人馬上補充道。
「憑一篇雜文，就定為『右派』，太過分了。這樣做，使雜文作者心寒。上海沒有人敢帶頭寫雜文，原因恐怕就在這裡。」
「北京的『帶頭羊』是馬南村。他的《燕山夜話》，老捨很稱讚，說是『大手筆寫小文章』。你們知道馬南村是誰嗎？就是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呀！」會議的主持者一聽，趕緊趁機鼓動說：「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帶頭寫雜文，一呼百應，雜文創作一定會像北京一樣繁榮。」
「雜文講究一個雜字，最忌『步調一致』……」有人在那裡發話，言歸正傳了。
姚文元舉目望去，此人中等個子，前庭開闊，肥頭大耳，一口山東話。姚文元認識他——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羅竹風[27]也。在繁忙的公務之餘，羅竹風愛寫點雜文，這是姚文元知道的。不過，在姚文元「左」眼看來，羅竹風雖是老革命，但言談頗「右」。
羅竹風向來談鋒甚健，他隨口而說：「辦報紙，要像毛主席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裡說的那樣，要會彈鋼琴，十個手指頭都動。可是，我們上海的報紙有點像敲鑼，彭、彭，一下一下敲，只注意配合中心工作……」
「羅局長，你就帶頭寫一篇吧，題目我都給你想好了……」在一旁沉默多時的姚文元，突然插話道，「題目就叫《敲鑼說》，你看好不好？」羅竹風哈哈一笑，只是說道：「大家寫嘛，我算一個！」雜文創作座談會開過不久，1962年5月6日，《文匯報》的「筆會」副刊上，冒出一篇雜文，題曰《雜家——一個編輯同志的想法》，署名「駱漠」。
姚文元憑著他「靈敏」的「階級鬥爭」嗅覺，仔仔細細地咀嚼著這篇雜文。
窗外下著毛毛雨，春雨貴似油呀，但這天氣卻總有點使人膩煩。
工作了一天，正應該「逸」一下了，便順手拿起一本《史記》來，想查清「左袒」這個典故的出處，也算是一種消遣吧？
篤，篤篤……有人敲門，卻原來是一位出版社的編輯來訪。
多日不見，不免寒暄一番。起初，沒話找話說，兩人都顯得吃力。不知怎麼一來，話頭轉到編輯業務方面，於是鬆動活潑起來了。
「人都要有一行，沒有一行，就會變成二流子。」編輯同志是這樣開頭的：「其實，二流子也應該算是一行，不過是「等外品」而已。但使我迷惑不解的卻是「編輯」究竟算是哪一行、哪一家呢？
我認真地想了一下，答道：「社會分工，不能用植物分類學的方法，編輯就是編輯。如果硬要追問屬於哪一家，恐怕只能算是『雜家』了。」
他哈哈大笑起來，連連說：「好一個雜家！有意思，真有意思！……一個作家成名，誰也看得起；作家以自己的作品為社會所重視，這當然是他辛勤勞動的成果。然而這其中也有編輯的一份心血。編輯的不平，正是他年年為人做嫁衣裳，而自己永遠坐不上『花轎』。這些年來，領導上頗重視演員、作家，似乎什麼都有他們的份兒，而編輯卻有點『廣文先生』的味道。難道你聽說過有什麼領導同志接待過編輯這一行麼？哈哈……，『雜家』，名不正則言不順，命定該坐冷板凳。……」
為什麼這位編輯同志有一肚子苦水？個人主義麼？名利思想麼？不甘心作無名英雄麼？都或有之，但也不盡然。如果帽子什麼的能解決問題，那未免太簡單了。凡是自以為不好解決的工作，最好是從兩方面的原因去想一想。如果由負責同志專門接待一次編輯工作者，同他們談談心，對編輯工作的情況多瞭解一點，幫助解決一些可能解決的問題。這樣，豈不皆大歡喜？
我常想：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也是有限的，怎樣在無限中求有限，這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學問。明乎此，領導者的天地就廣闊了。
姚文元不知作者「駱漠」是誰。文筆如此老辣而名字如此陌生，顯而易見，十有八九是化名。「駱漠」者，作者自比「駱駝」，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視為「沙漠」——姚文元很快就作了如此這般的「筆名分析」。這個「駱漠」，「名不正」，所寫的文筆亦「言不順」，滿腹「牢騷」，而且圖窮匕首見，把矛頭指向領導……
他，實在手癢難熬，終於提棍躍馬，朝那「沙漠」中的「駱駝」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