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四人幫」興亡 > 巴金怒斥「姚棍子」 >

巴金怒斥「姚棍子」

寫過「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寫過「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藝界具有崇高的聲望。魯迅在1936年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曾稱讚巴金:「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魯迅讚譽時的巴金,不過32歲。

巴金素來埋頭於創作,是一個擅長於文筆卻不善於言談的作家,幾乎沒有見到過他厲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的講壇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滿火藥味的長篇講話,題為《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他的發言稿,經刪改後,載於《上海文學》5月號。24年之後,當《巴金六十年文選(1927—1986)》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時,巴金根據原稿,把當年被迫刪去的文字補齊,成為完璧。

巴金的講話的主題,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髮言原稿,摘錄如下,從中可以窺見一位中國當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對於「棍子」們的慍怒: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頭,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給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新社會裡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日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不同的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他們今天說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種人的形象,明天又說那一位作者誣蔑了我們新社會的生活,好像我們偉大的祖國只屬於他們極少數的人,沒有他們的點頭,誰也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很大,寫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亂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膽,失掉了雄心壯志。

……無論如何,我們要頂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種各樣的棍子。棍子決不會自己消滅,我們也無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銷框框的人高抬貴手,檢討、沉默和懦弱都解決不了問題。做一個作家必須有充分的勇氣和責任心。只要作家們有決心對人民負責,有勇氣堅持真理,那麼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會逐漸銷聲匿跡。本來嘛,在我們的光輝燦爛的新社會裡,它們早就應該銷聲匿跡了。

說到這裡,我還應該加一個說明:我在上面提到的並不是批評家。對於批評家我是懷著很大的敬意的。我們的確有不少很優秀的批評家。但是不必諱言,我們也有一些專門看風向、摸「行情」的「批評家」,對於他們,我要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他們能夠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作家,好的批評家是作家的朋友,並不是作家的上級。我們國家並沒有這樣一種法律,指定批評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們有些「批評家」寫文章,不管說好說壞,總是把自己放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說服人,單憑一時「行情」或者個人好惡來論斷,捧起來可以說得天上有地下無,駕起來什麼帽子都給人戴上,好像離了捧和罵就寫不成批評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辯越明,卻未聽說真理越罵越顯。謾罵決不是批評,盛氣凌人更解決不了問題。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諱直言,贏得響雷一般的掌聲。

骨鯁在喉,對於「姚棍子」,作家們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裡數落他,如今巴金在廣眾大庭,痛斥「姚棍子」,個個歡躍,吐出了胸中積憤。

姚文元聽著巴金的發言,肺都快要氣炸了。

此後,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發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後,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藝界的「黑老K」。

1980年6月15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筆寫下痛楚的回憶:「我寫作了幾十年,對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碼的評價,卻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頭,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稱姚文元做『無產階級的金棍子』,為什麼?為什麼?今天回想起來,覺得可笑,不可思議。反覆思索,我有些省悟了:這難道不是信神的結果?」[25]

1980年10月15日,巴金用鋒利似刃的筆,剖析了「姚文元道路」。[26]巴金畢竟經歷了「文革」煉獄的磨礪,他的話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話。唯其真,才顯得那樣的深刻。

……第二年(指1958年——引者注)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寫十三年也好,他說寫技術革新也好,你說文藝必須為當前政治服務也好,他說英雄人物不能有缺點也好,我一律點頭。但是更大的運動一來我仍然變成了「牛鬼蛇神」,受盡折磨。張春橋惡狠狠地說:「不槍斃巴金就是落實政策。」他又說:「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

其實不僅是在「文革」期間,五十年代中期張春橋就在上海「領導」文藝、「管」文藝了。姚文元也是那個時候在上海培養出來的。……這些人振振有辭、洋洋得意,經常發號施令,在大小會上點名訓人,彷彿真理就在他們手裡,文藝便是他們的私產,演員、作家都是他們的奴僕。……儘管我已經喪失獨立思考,但是張春橋、姚文元青雲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並不曲折,他們也走得很順利,因為他們是踏著奴僕們的身體上去的。我就是奴僕中的一個,我今天還責備自己。我擔心那條青雲之路並不曾給堵死,我懷疑會不會再有「姚文元」出現在我們中間。我們的祖國再也經不起那樣大的折騰了。

張春橋、姚文元就要給押上法庭受審判了,他們會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他們散佈的極左思潮和奇談怪論是不會在特別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亂的思想,首先要肅清我們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獨立思考,就不會讓人踏在自己身上走過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會讓長官隨意點名訓斥。

文藝究竟屬於誰?當然屬於人民!

從1962年批判姚文元,到1980年進行再批判,巴金的聲音代表著中國正直的作家們的聲音。

發人深思的是,挨過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從巴金、丁玲、馮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陽,到王蒙、劉紹棠、流沙河、鄧友梅……受盡磨難,沒有一個被打倒;而被押上歷史審判台的,卻是「姚棍子」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