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回大地，和風吹拂。中國的政治氣候轉暖，變為寬鬆。
「大躍進」的鑼鼓緊敲了四年之後，總算歇一歇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者達七千多人，於是便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指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除了由於自然災害造成農業歉收以外，「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在會上，毛澤東就前幾年工作中「左」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
3月，周恩來、陳毅專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國劇協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座談會。這個會議後來被稱為「廣州會議」。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十二年來，我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指出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陳毅快人快語，明確提出了「應該取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戴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亦即「脫帽加冕」。
4月，經黨中央批轉的文化部黨組和全國文聯黨組提出的《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即著名的《文藝八條》）下達了，明確指出要糾正「對一些文學藝術創作所進行的簡單粗暴的批評」。
「翻譯」成通俗、明白的語言，那「簡單粗暴的批評」，亦即「棍子」。
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會議，一份份文件，不斷地加溫。上海，開起「出氣會」來了。
什麼「出氣會」呢？
「白天出氣，晚上看戲。」上海的知識分子之中，流行著這麼句口頭語。
「白天出氣」——那就是出席「出氣會」，吐出積壓在心頭的悶氣、怨氣、怒氣。
「出氣會」規定了「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為了體現「三不」精神，規定會議不作記錄，讓大家「敞開出氣」。
如此「敞開出氣」，放出來的是重要的「氣」——平常聽不見的聲音。「上頭」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麼「氣」。
為了便於向「上頭」匯報「出氣」的情況，會場上出現許多「聯絡員」，差不多每個小組都有兩個「聯絡員」。
「聯絡員」們只帶耳朵，不得在會場上作記錄。
令人驚奇的是，「聯絡員」們雖然不大喝茶，卻彷彿患了「多尿症」，不時在會場和廁所之間穿梭。
原來，「聯絡員」們在會場上聽，躲到廁所裡記。因為「聯絡員」們正以「階級鬥爭」的目光審視會場，把那些「氣話」當作「反黨言論」。他們的腦子的記憶力畢竟有限，於是，不得不常常躲進廁所，飛快地在小本本上記下那些「反黨言論」。
憑藉著「廁所筆記」，「聯絡員」們寫出了一份份「出氣簡報」，飛到柯慶施手中，飛到張春橋手中，飛到姚文元手中。
來自文藝界的「出氣簡報」，不約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氣」——人們對他充滿怒氣！
看著「出氣簡報」，姚文元按捺不住心頭的火氣，要披掛出擊。
張春橋的話，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1957年的大鳴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鍋！」
姚文元耐著性子、硬著頭皮，讀著那一份份「出氣簡報」。
有人在「出氣」時質問姚文元：姚文元連篇累牘發表「美學筆記」，其實姚文元對美學一竅不通。姚文元胡說什麼「白色是象徵恐怖的，紅色代表革命」，試問，毛主席的詩《沁園春·雪》如何解釋？難道那寫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氣得七竅生煙了！
就在這個時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會自5月9日至16日召開。光是在「出氣會」上出氣，還不過癮，這次文代會，成了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大規模的「出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