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文匯報》刊出了姚文元的《兩個編輯同志的想法》一文。此文是一星期前——5月6日，在《雜家》一文見報的當天，姚文元連夜草成，擲往《文匯報》。
寫文章向來「直、露、多、粗」的姚文元，這一回改換了筆法。
做文章要有對立面，看的人才有味道。駱漠同志很懂得這個技巧，他不直接提出觀點，卻用了主客對話之法，曲折而引述之，引人入勝。我也想學一學這方法，來做一回駱漠同志文章中某些觀點的對立面。為了講究作文的藝術性，使人看了有味道，增加親切感，也摹仿駱文，從「毛毛雨」開始：——
窗外下著毛毛雨，越落越密。我開窗看了看天色，卻不料看見老趙拿著一包書興匆匆地走近來。……
駱漠文章的本意，是反映編輯的苦衷，希望領導能夠重視編輯工作。姚文元卻逐點予以駁斥：
我自己也做過幾年編輯工作，也嘗到一點編輯工作的甘苦。我覺得做編輯實在不容易，深感其重要，而自己水平總是夠不上，卻從來沒有產生過「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淒涼感。
提起「廣文先生」，我立即想到杜甫《醉時歌》中那幾句詩：「諸公袞袞登台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為什麼他把自己同廣文先生連在一起呢？
我干文學編輯的時候，北京就專門開過一次很大的雜誌編輯會議，我也聽說有負責同志接待過《辭海》的編輯同志。「從未有負責同志接待過編輯」之說不知是否屬實。
編輯待遇問題確是值得很好研究的，但現在國家還有困難……
大抵因為鑒於當時的政治氣候趨於溫和，不像反胡風、反右派那樣的寒風肅殺，姚文元未敢給駱漠戴帽子，只是反唇相譏，把那個「老趙」當成駱漠的代言人挖苦一陣。
姚文元這麼一批判，駱漠的《雜家》益發受人注意了。
過了四個月，中國的政治氣溫驟降。9月下旬，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會上，開展了對「單干風」、「翻案風」的批判。康生誣陷七八月間在《工人日報》上連載的李建彤的長篇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的反黨大毒草」。
柯慶施回到上海，馬上發話了：「現在，很多人傷風、感冒，這可不行呀。老羅哪，你寫那篇《雜家》，就是傷風、感冒，要注意！以後，你要寫點好文章……」
柯慶施這麼一點，許多人才明白：原來，《雜家》是羅竹風寫的！「以後，你要寫點好文章」，言外之意，《雜家》是壞文章。
在一次大會上，柯慶施當眾又點了羅竹風的名：「羅竹風，你別老是以出版局局長自居，代表出版界向黨要名要利。你不要忘記，你是共產黨員，你代表的是『共產界』，而不是什麼出版界！」[28]
不久，一紙調令下達：撤去羅竹風的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職務，調任《辭海》副主編。
怪不得，人們傳說姚文元的文章有「來頭」。耳聽為虛，眼見為實，見到羅竹風被「罷官」，人們領教了「姚棍子」的厲害！
「雜家」風波，至此本該畫上休止符了。
不料，當「文革」風雲湧起時，《雜家》一文被「拎」到新的高度進行「批判」。飛來橫禍，鄧拓被打成「黑幫」，他的《燕山夜話》成了「反黨大毒草」。鄧拓在1961年3月26日《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裡，發表過《歡迎「雜家」》一文。這下子，把羅竹風跟鄧拓相聯繫，成了「北呼南應」，「雜家」風波升級為「雜家」事件。羅竹風在牛棚中，受盡折磨。
羅竹風無端受冤。他，20世紀30年代初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投身革命，打過游擊扛過槍。「駱漠」，本是他在抗日戰爭時期用的筆名。雖然那時的環境如同沙漠一般艱苦，他要以駱駝般的堅韌精神投身戰鬥，這便是「駱漠」的由來。姚文元並未讀過駱漠當年的激揚文字，望文生義，歪批「駱漠」。
那天羅竹風從華僑飯店開完雜文座談會，回到家中，細思量，卻覺得姚文元命題的《敲鑼說》難以落筆，無法成文。
數日後，瀟瀟春雨，綿綿不絕。住在六樓的羅竹風，望著低垂著的鉛灰色雲層，彷彿天也矮了半截。
「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他站在落地窗前，濛濛細雨不時飄灑在臉上，倒覺得頭腦清醒得多。
「篤，篤篤……」響起敲門聲。
妻前去開門。來者拿著一把濕漉漉的黑布傘，腋下夾著一包稿子。
哦，蒯斯曛，老朋友來了。
蒯斯曛，原名蒯世勳，老編輯也。他早年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時，寫過短篇小說，翻譯過《續西行漫記》，也翻譯過俄國文學作品。自1927年起，便獻身於編輯工作。1938年，他擔任20卷本《魯迅全集》的編輯和校對工作。194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羅竹風擔任上海市出版局代局長時，他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
一個局長，一個社長，閒聊也離不了本行，談起了編輯的苦經，編輯的社會地位……他們，不光在會上「出氣」，在會外也「出氣」！
蒯斯曛給羅竹風送來了「靈感」。
當蒯斯曛的身影消失在飄飄灑灑的牛毛細雨之中，羅竹風乘著電梯，回到了六樓家中。他站在窗邊，望著綿綿春雨，思潮起伏。腹稿成熟了。他坐到寬大的寫字桌旁，揮筆疾書。於是，稿紙上便出現了一行標題：《雜家——一個編輯同志的想法》。
他作為出版局代局長，感到寫上真名實姓諸多不便——這篇短文會被讀者看成是局長的呼籲。於是，他寫上了他過去用過的筆名「駱漠」。
寫罷短文，他提筆給多次前來約稿的《文匯報》女編輯余仙藻揮就一函：
仙藻同志：
這幾天，我到出版社走了走，和一些編輯交談，引起了寫作的衝動，草成《雜家》一稿，請閱處。
《雜家》一文很快就在《文匯報》上披露。他做夢也不曾想到，這篇千把字的短文會惹出一樁「《雜家》事件」。在「文革」中，責任編輯余仙藻因此被沒收了記者證；為《雜家》寫了《編後記》的《文匯報》總編輯陳虞蓀多次檢討，如他自己所言[29]，「屁股都給打爛」；蒯斯曛一次次被拉上批鬥台；對《雜家》一文表示過贊同的幾十個人，受到株連。
迄今，仍可從1968年4月17日以《文匯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長文《陳其五在為誰翻案？》一文中，查到一段關於《雜家》的寒光閃閃的文字：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對反革命的文藝黑線、黑問，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就為了這一點，陳其五（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引者注）對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瘋狂圍剿，惡毒地咒罵姚文元同志「簡單粗暴」，是「棍子」、「框框」，這種攻擊，到1962年，更達到了高峰。有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竹風，在報上公開拋出一篇反黨雜文《雜家》，姚文元同志立即寫文章予以回擊。這一革命行動得到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力支持。柯慶施同志幾次在會上點名批判了反黨分子羅竹風，一直堅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戰鬥的張春橋同志也明確指出：《雜家》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矛頭指向黨的。可是陳其五呢，他一面勾結黨內黨外的反動「權威」和黑線、黑網人物，對姚文元同志進行反革命圍攻；一面拚命給這個反黨分子鼓氣：「老羅，我是支持你的。」同時還赤膊上陣，專門找姚文元同志談話，對他施加政治壓力。正是在陳其五之流的策動下，上海文藝界、出版界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爪牙、親信，紛紛行動起來。文藝黑網上的小爬蟲劉金，就更為活躍，趕寫了一篇黑文給報社，惡毒咒罵姚文元同志。但他又做賊心虛，還加了註解，說是「文章估計不會用，但一吐為快」。請看，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堅持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是多麼仇恨啊！他們把無情地批判他們的革命派比做「一根棍子」、「一把鐵掃帚」。好得很！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專門痛打你們這一小撮死硬的階級敵人……
這篇以「造反派」口氣寫的文章，把話說得明白不過了：原來，姚文元就是「革命的棍子」，而且有著強大的後台——「一直堅定地支持」著的柯慶施和張春橋，亦即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
1962年5月，隨著《雜家》挨棍，很快的，剛剛復甦的雜文之花，又被寒風吹得七零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