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費解的是，1957年6月10日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匯報》發表《錄以備考》之外，還同時在《解放日報》發表《敵我之間》，在《勞動報》上刊出《關於青年的雜感》，那兩篇卻明顯地表現出「右派」觀點。同是一個姚文元，怎麼會同時既講「左」話，又講「右」言？他到底是個「左」派，還是個右派？
其實，其中的奧秘並不費解：《敵我之間》和《關於青年的雜感》是好多天前寫的，直到6月10日才得以發表。《錄以備考》呢？是姚文元在6月6日開了個夜車，趕寫而成。
又是張春橋給姚文元幫了大忙。6月6日上午，張春橋在電話裡，把重要消息告訴了姚文元：反右派鬥爭馬上要開始了，頭一炮就要轟《文匯報》。
火燒眉毛。姚文元趕緊翻查《文匯報》。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姚文元才算有了「靈感」：他注意起5月25日毛澤東那句警告式的話——「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被《文匯報》大大地縮小了！
他連夜寫成《錄以備考》，第二天一早親自送往《文匯報》。
張春橋的消息果真靈通而準確：6月8日，毛澤東就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他寫的黨內文件《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一場席捲全國的反「右派」風暴，便從這一天開始。
本來，《文匯報》編輯部收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並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評自己的文章？
然而，6月8日形勢陡變，《文匯報》急於要登點裝飾門面、緊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錄以備考》，當即在6月10日刊出。
連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這篇短文會受到毛澤東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見風轉舵，一抹臉就裝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當年喬裝打扮成反胡風「英雄」一般。
人們常常罵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準確的形象是政治投機派！他，今天這麼寫，明天那樣講，出爾反爾，一切都是為了投機。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機史。他的入黨，他的反胡風，他的反右派，爾後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盤上走過的棋，全然以投機為行動指針。
由於《錄以備考》交了鴻運，從此姚文元從「右派分子」的帽子下開脫，就連那吹掉了的愛情，也悄然復甦了，因為金英看出來姚文元「有出息」。
毛澤東的讚揚，使姚文元頓時興奮百倍。哦，風正順、帆正滿，在張春橋的指點下，姚文元日夜趕寫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個月裡，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報紙上啪啪作響：
《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6月14日《解放日報》）；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處去》（6月15日《文匯報》）；
《從恐嚇信中所窺見的》（6月18日《新聞日報》）；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考驗自己》（6月21日《解放日報》）；
《「過去是有功勞的」》（6月24日《解放日報》）；
《揭露謎底》（6月27日《新聞日報》）；
《對黨的領導的態度是辨別右派分子的試金石》（6月28日《文匯報》）；
《這場「戲」的確「好看」》（6月29日《解放日報》）。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這麼多文章，姚文元作為一顆「新星」，閃射出炫目的光芒。
7月1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那篇著名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匯報》「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工具的反動編排」。
7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文匯報向人民請罪》，其中提及：「還有一些更為突出的例子。如5月25日，毛主席在接見青年代表的時候，作了重要的講話，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毛主席的講話給六億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個標準。這個講話發表在右派分子妄圖破壞社會主義基礎的時候，具有極其現實的戰鬥的意義。然而我們把它看成是一般新聞，竟然用極不顯著的短欄刊出，貶低了毛主席這一講話的重要意義。」
顯而易見，這段「請罪」，是對姚文元的《錄以備考》的「反饋」。
這麼一來，姚文元益發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這句《紅樓夢》中刻畫「應酬權變」的孫紹祖的詩「評」過別人，其實，這句詩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動寫照。
光是寫文章表表態，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滿足了。他，掄起棍子要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