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4日，究竟發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
原來，那一陣子，毛澤東天天讀上海的《文匯報》，關注著《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誠如他後來所批評的那樣：「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當毛澤東打開6月10日的《文匯報》，第3版副刊「筆會」右下角一篇並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標題為《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華社5月25日一條很短的電訊引起的。電訊報道了毛澤東在5月25日下午於北京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體代表。
毛澤東主席在接見青年代表的時候，向他們講話說：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中國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
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儘管新華社的這條電訊很短，但是非常重要。毛澤東的話，一共只有四句。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發出的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訊號──13天後，「反右派運動」的狂飆便席捲中華大地。
毛澤東這幾句話的重要性，還可以從此後20年──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捲得到印證：這幾句話以《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為題，作為單獨的一篇文獻，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
當然，不論是13天後發生的事情，還是20年後發生的事情，事後都證明了新華社那條消息的重要性。然而，在當時，這條簡短的新華社消息，並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姚文元卻憑藉著他特殊的政治敏感性，立即注意到這條不尋常的新聞。
姚文元比較了《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刊登這一電訊時的不同編排技巧，大發感歎，寫成《錄以備考》。
鑒於此文是姚文元發跡史上的里程碑，況且文章不長，特全文照錄於下——「錄以備考」。
錄以備考 ——讀報偶感
同是一條消息，經過不同的編輯同志的編排，其價值竟可以相差十萬八千里之遙，這個奇妙的秘訣，是我最近從報紙上得來的。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遠。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
到底是什麼緣故使三個報紙編輯部對一條新聞的估價相差如此之遠呢？是因為解放日報認為這條消息特別重要呢，還是因為文匯報編者同志覺得這個談話是談談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之類早已「聽得爛熟」的老話，沒有什麼新鮮內容，所以無足輕重呢？還是因為編者以為文匯報的讀者是知識分子、同青年們沒有什麼關係？抑還是編者以為突出這條消息，會影響「爭鳴」，因為「爭鳴」中似乎是不適合多說什麼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我因為說了兩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對。……
我不想判別是非，也許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為不同的編報方法也是「爭鳴」之一種，毛主席就說過，報紙這樣辦、那樣辦就是兩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優劣，因為現在也還是各人顧各人的方法去辦。例如對李維漢的談話，人民日報是突出了「社會主義是長期共存的政治基礎」作為標題，並且用「……總的說來，從各方面提出的批評和意見，有很多是正確的，應該認真地加以接受和處理；有相當一部分是錯誤的，還須要進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為副標題，而文匯報則以「中共誠懇歡迎監督和幫助」為標題，以「認為很多批評和意見有助於克服三大主義，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為副標題，明眼人一見就可以看出彼此著眼點是不同的。但我以為，這種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種好現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著眼點不同的心理狀態，因為我並無「未卜先知」之才。所以關於是非、優劣、原因，都待進一步加以考證。
有人要問：你自己就沒有見解了嗎？答曰：有的。但不想說。不想說的理由呢？答曰：也不想說。這並非如唐弢同志所說的「欲說還休」，而是另一種原因。然而這至少駁倒了一種理論：「新聞的編排是沒有政治性」。編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歡喜看文匯報的，因為它新鮮、有內容、報道面廣。這回確很抱歉，涉及了文匯報。好在文章中並無一個「主義」，也沒有一頂帽子，也沒有「判決」是非，大概不會被人目為「棍子」。如果能引起讀報人及編報人一點點思索，我的願望就達到了。末了，希望這篇涉及文匯報的短文能在文匯報的副刊上登出。
毛澤東以敏感的目光，注意到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毛澤東看完，頗為讚賞，當即親筆寫下一篇重要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然而，毛澤東沒有在文章上署「毛澤東」三字，卻是寫上「本報編輯部」。
「本報」是什麼報呢？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毛澤東囑令《人民日報》以「本報編輯部」的名義，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
毛澤東還指示，把姚文元的文章與《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起刊出。
毛澤東的文章，是怎樣交到《人民日報》的呢？這件事，恰巧與《人民日報》「換帥」緊緊聯繫在一起。
那是在1957年6月13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臥室裡召見吳冷西。當吳冷西到達那裡時，胡喬木已經在那裡了。
毛澤東早已不滿於鄧拓主持《人民日報》，尖銳地批評鄧拓是「死人辦報」。所以，在1957年6月7日晚上，毛澤東緊急召見吳冷西，宣佈《人民日報》「易帥」，由吳冷西代替鄧拓。當時，吳冷西極感突然，脫口而出：「我毫無思想準備！」毛澤東說，給他十天考慮的時間。
翌日──1957年6月8日，奉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親自改定的重要社論《這是為什麼？》，從此全國掀起了反右派鬥爭。
還沒有到十天，毛澤東便在6月13日晚召見吳冷西，要吳冷西馬上到人民日報去主持工作。毛澤東隨手把自己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當面交給吳冷西，囑他翌日見報。
吳冷西這麼回憶當時的情景：
毛主席這時又回過頭來就調我去人民日報工作的問題對我說，你先作為喬木同志的助手去試試看。今晚就同喬木一道去上班，拿這篇文章去。
這時，毛主席遞給我一篇打字稿。我看是一篇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的文章，題目是《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的署名很少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去年（1956年4月和12月）先後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兩篇文章。那兩篇文章在我們起草時不是用這個題目，也不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都是在差不多定稿時由毛主席提議修改並經政治局同意的。
毛主席接著說，上次批評人民日報時，我曾許下諾言，說我辭去國家主席後可以有空閒給人民日報寫點文章，現在我還沒有辭掉國家主席，就給人民日報寫文章了。[8]
吳冷西當即和胡喬木一起趕往人民日報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報》在第1版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同時一起刊出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按照中國新聞界的習慣，凡是重要的文章，必須以新華社電訊發出，這樣全國各地報紙都會馬上加以轉載。為了擴大這兩篇文章的影響，毛澤東還指示新華社轉發這兩篇文章。
毛澤東甚至為新華社轉發這兩篇文章，親自寫了電訊的新聞導語。
毛澤東所寫的導語全文如下：
〔新華社14日北京電〕人民日報編輯部就姚文元的文章發表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資產階級政治方向。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意見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9]
全國各地報紙轉載了這兩篇文章，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全文播發。
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所寫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全文如下：
下面轉載的這篇文章見於6月10日文匯報，題為「錄以備考」。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在過去一個時間內，登了大量的好報道和好文章。但是，這兩個報紙的基本政治方向，卻在一個短時期內，變成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這是有報可查的。這兩個報紙的一部分人對於報紙的觀點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們混淆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的原則區別。在這一點上，其他有些報紙的一些編輯和記者也有這種情形，一些大學的一些新聞系教師也有這種情形，不只文匯，光明兩報如此，不過這兩報特別顯得突出罷了。錯誤觀點是可以經過研究、考慮和批判加以改變的，我們對他們期待著。從最近幾天這兩個報紙的情況看來，方針似乎已有所改變。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它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著階級區分的時期，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希望在這個問題上展開辯論，以求大家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也應當考慮、研究、批評這個錯誤觀點。教條主義的新聞觀點和八股文風，也是應當批判的。這一方面的東西是很討厭的。黨報，包括本報在內，在這一方面犯有錯誤。這一方面的錯誤，在辯論中也必須展開批判。這樣一來，在新聞問題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轉載於此。並且借這個由頭，向我們的同業——文匯報和光明日報說出我們的觀點，以供考慮。[10]
《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第一次公開點了《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的名，讚揚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國為之震動。
於是，姚文元作為一顆文壇「新星」，在毛澤東強有力的推動下，躍上蒼穹，萬眾矚目，名噪一時。
1957年6月14日，成為姚文元一生中里程碑式的日子。
從此，姚文元奠定了他的「左派」地位。
他，一躍而為上海作協黨組成員、反右派領導小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