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多以前，當姚文元拿著一大疊退稿，走進《文藝月報》副主編王若望的辦公室，對這位「王老師」是畢恭畢敬的；兩個多月以前，當姚文元對王若望的《步步設防》來了「一點補充」的時候，對「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讚揚、又補充。[11]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變了，王若望「貶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隨之反目，掄起棍子，劈頭蓋腦朝王若望打去：
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像高崗、饒漱石這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野心家同陰謀家，他們為了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曾用盡了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段。他們作為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醜惡面目，總是在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暴露得特別明顯，也在劇烈的階級鬥爭中被揭露出來。王若望就是這類人物之一。他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卻充當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急先鋒，並且使用了各種資產階級政客的手段來達到他的野心。[12]
王若望自從鳴放以來，發表了許多文章，並且多次在黨內外的會議上發言。在這些文章和會議的發言中，他向黨發動了劇烈的進攻，在人民群眾中起了極壞的影響。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實的、帶煽動性的言論，已經成了許多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理論上的武器，並且引起了一部分不瞭解真相的黨外人士對黨的不滿。徹底批判這些言論，澄清他在思想上散佈的毒素，是文藝界的一項重要任務。[13]
後來，王若望因被劃為「右派分子」而開除黨籍，在上海作家協會黨員大會上宣讀開除王若望黨籍決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蟄存是姚文元父親的老朋友。見到他，姚文元總是恭恭敬敬喊一聲「施伯伯」。然而，施蟄存與張春橋之間舊冤頗深。在20世紀30年代，18歲的張春橋剛到上海，看到施蟄存標點古書，頗為暢銷，他也擠了進來。無奈，張春橋不過是個中學生，亂標古書。當時擔任主編的施蟄存發現此事，使張春橋丟了飯碗。
不料，22年之後，張春橋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蟄存當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蟄存也「貶值」了。張春橋一指點，姚文元躍馬上陣。哦，「施伯伯」，對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橫掃過來：
凡是別有用心而不能大白於天下的人，說話常常是吞吞吐吐，或聲東擊西，或借古諷喻，總是想盡辦法來表達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蟄存的《才與德》，就是一支向黨向社會主義事業射來的毒箭。讀上去似乎彎彎曲曲，像舌頭上打了結一樣，但內心的仇恨還是非常明顯的。[14]
許傑也是姚文元父親的朋友。許傑對於「棍子」的反感，對於在「反胡風鬥爭搞得太過分了」的「青年批評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為惱怒。對不住了，「前輩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誰都知道，許傑是一貫反對「棍子」反對得最厲害的，他習慣於把一切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評都叫做「棍子」。在去年7月15日的座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言中，他就把過去對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中某些缺點誇大地叫做「看潮頭，揣摩領導意圖，狠狠的打擊別人，用來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以達到用個別的缺點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後來，他投給《文藝月報》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說現在有粗暴是因為思想改造、反胡風鬥爭搞得太過分了，並且用下流的句子辱罵青年批評工作者是「吃奶的氣力」都用光了。[15]
其實，許傑短短幾句話，點穿了姚文元之輩的「秘訣」：「看潮頭，揣摩領導意圖，狠狠的打擊敵人，用來表示自己立場的堅定。」難怪，這些擊中要害的話，使「青年批評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來。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勁。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勳坦，是家有九百多畝地的大地主的少爺……他心懷殺父之仇，念念不忘，組織了右派小集團，辱罵共產黨，辱罵新社會的一切幹部。他幾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質上是一篇反社會主義的作品。[16]
他駁徐中玉——
從這種謠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質，可以看出他的心靈是被怎樣一種黑暗的思想充塞著。教授造謠，在今天並不算新鮮的事情。[17]
他罵魯莽——
魯莽是一個仇恨共產黨和進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擇手段的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動起家並且以反動聞名的。[18]
他與王蒙、鄧友梅、劉紹棠「討論」——
最近一年以來，有哪種理論是風靡一時的話，那就是「寫真實」。王蒙寫《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鄧友梅寫《在懸崖上》，其指導的文藝思想都是「寫真實」。……劉紹棠提出：「繼承現實主義的傳統，就必須真正地忠實於生活真實。這種忠實於生活真實，就是忠實於當前生活真實，而不應該在『現實底革命發展』的名義下，粉飾生活和改變生活的真面目。」……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去空談真實性和忠實於生活，只是一種幻想而已。……我覺得，今天我們不應當因為反對教條主義而放鬆了對文藝領域中資產階級思想的警惕。[19]
他揍徐懋庸——
在1957年11至12月的《文匯報》上，姚文元接連發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
徐懋庸的雜文，曾經一度風行一時，向他約稿的報刊甚多，使他達到了「終日手不停揮」的地步。這說明我們的嗅覺並不是很靈敏的，這當中有值得深刻記取的教訓在。然而，這終究只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假的總是假的，在我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國家裡，一切偽裝的敵人決不可能長久地欺騙群眾，一到反擊右派開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動一個字套用一句古話：「固一時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類的右派頂多只能做「一時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階級暫時不進行反擊的時候；至於做「一世之雄」的幻夢，那是永不可能實現的了。他們那個過去的時代早已被歷史的巨潮永遠地埋葬了。……
他攻陸文夫——
「探求者」的啟事和章程是一個在文藝領域中的系統的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綱領的反動性是露骨的、不加掩蓋的，他們也的確把自己這種主張「公之於世」了。這個綱領是這樣的荒謬，他們想「探索」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的企圖又是這樣明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集團的成員都是青年。他們自稱是「一群青年的文學工作者」。……青年文學工作者中個人主義的滋長，近一年多來是有了相當發展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潮同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相結合，成為一種政治思想上非常厲害的腐蝕劑。[20]
他向《新觀察》開火——
5月16日的《新觀察》上，有一篇《一個月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情況小記》，題為《蓓蕾滿園乍開時》，作者為「本刊記者」，登在第一頁。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這篇文章是向黨進攻的一支毒箭。……
《新觀察》這篇文章在替什麼人說話，是夠明白的了。《新觀察》是作協領導的文藝性刊物之一，報刊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寫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這個武器能夠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這一問題現在從《文匯報》和《新觀察》兩個刊物上看，應當可以明白了。[21]
他向《文藝報》猛攻——
我過去歡喜看《文藝報》，現在也還喜歡看《文藝報》，但那「歡喜」的原因，卻有很大的改變。過去喜歡看，是因為它登載很多理論文章，想從《文藝報》中尋找理論上的問題；最近還喜歡看，是因為想從裡面找到什麼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聳人聽聞的謾罵，如「懶蟲們」「老爺們」「身價十倍」「人不如狗」……之類。……[22]
26歲的姚文元，比兩年前「反胡風」的時候神氣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壇打手。從1957年6月10日發表《錄以備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時間裡，姚文元發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從《人民日報》、《人民文學》、《文藝報》到《文匯報》、《解放日報》，姚文元大打出手，成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當他獲知要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消息，連忙告訴父親。幾天之後，有人看見，一名年輕人趁眾人午休之際，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協會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然後趕緊躲開。那張大字報的標題很醒目，曰《擁護共產黨整風！》，署名姚蓬子。貼大字報者是誰？姚文元也！
只是這張大字報未能使姚蓬子成為「左」派。不久，姚蓬子還是給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過，這一回姚文元有了《錄以備考》那樣的「王牌」，他也就沒有受父親的牽連——他口口聲聲在組織生活時表白與父親「劃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