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使賀子珍的身體得到康復，中共上海市委還安排賀子珍去青島、廬山等地療養。
從1958年7月起，至1966年9月，賀子珍在南昌市三緯路9號小院居住。[183]
筆者曾在南昌專訪了這座小院，那是離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遙的幽靜而又安全的所在。
賀子珍離開上海的原因，是由於陳毅從上海調往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她遷居南昌，則是由於方志純在江西任副省長。方志純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華原是毛澤民之妻。另外，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也是賀子珍的老戰友。他也邀請賀子珍到江西去。
毛澤民乃毛澤東的大弟弟，1943年死於新疆軍閥盛世才手中。朱丹華與毛澤民在1940年結婚，生下兒子毛遠新。賀子珍到江西，借助於方志純、朱丹華以及楊尚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賀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對她的住處、行蹤實行嚴格保密，一面對她精心照料，給她配備了服務員、炊事員、秘書，指派了醫生、護士。對她的稱呼，一律用「姨媽」。
「姨媽」在三緯路那幢小院裡，過著平靜的生活。她經常喜歡獨自靜坐，一言不發，呆呆地坐在那裡，而身邊則帶著一隻已經十分破舊的小鬧鐘—那是當年在長征途中她和毛澤東共用的。
她的住處離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幾百米而已。筆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裡，參觀了毛澤東住過的1號樓—毛澤東每一回途經南昌，總是住在那裡。雖說不過一箭之隔，彼此卻沒有機會見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
毛澤東在廬山上會見了賀子珍。這是賀子珍自1937年以來22年間頭一回見到毛澤東，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後，直至兩人先後去世，都未曾會面。
見面的日子，通常說成「廬山會議期間」，這當然沒錯，只是不夠精確。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記載了毛、賀會面的日期，即7月8日[184]。李銳當時是毛澤東的通訊秘書。據他所記，毛澤東於6月23日抵湖南長沙，25日去故鄉韶山，28日到武漢，29日上廬山。
關於毛、賀見面的最早公開披露，是1985年3月10日上海《文匯報》所載《毛澤東和賀子珍相會在廬山》一文[185]。不過，文中說「賀子珍從上海來到南昌，又從南昌坐轎車趕往九江」，顯然不符合事實。文中又寫及，當賀子珍步入廬山毛澤東住處時，「內廳裡傳出雷鳴般的吼聲」，那是「一個傑出的領袖和一個著名的驍將」在「爭吵」，亦即毛澤東和彭德懷在爭吵。實際上，廬山會議在7月23日才開始批判彭德懷，毛、彭不可能在7月8日就「爭吵」。後來，關於毛、賀會面的比較真實準確的報道，是來自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曾志說出了毛澤東在廬山會晤賀子珍的原因，是因為她向毛澤東匯報了賀子珍的近況。
那時，陶鑄帶著夫人和女兒陶斯亮，一起上了廬山。陶鑄聽說馮白駒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馮白駒自1954年起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是陶鑄的老朋友。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他被撤消了省委書記職務。
曾志和陶斯亮隨陶鑄一起下山。聽說賀子珍在南昌閒居，曾志便帶著女兒去看望。曾志當年也是井岡山的一員女將，跟賀子珍熟悉。
曾志一進門，賀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還回憶起1937年她去西安時，曾見到寫著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見到曾志……這一切都表明，賀子珍的記憶、精神都是正常的。
賀子珍問起曾志怎麼會來南昌，曾志說起中央正在廬山開會。賀子珍馬上就問：「毛主席來了？」
曾志點點頭。
賀子珍向曾志詳細詢問毛澤東的近況，顯得非常關心。
曾志回到廬山，向毛澤東說起了自己見到賀子珍。權延赤著《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記述了曾志的回憶：
「主席，」曾志見面就說，「我下了一趟山……見到子珍了。」
「哦，」毛澤東一怔，馬上問：「她怎麼樣？」
「她很好麼，看不出精神病。」
毛澤東嘴唇翕動一下，兩眼有些暗淡，顯然，他想起了過去的歲月……
忽然，毛澤東胸脯起伏一下，眼睛變濕潤了，深深歎出聲：「唉，我們是十年的夫妻喲……」他眨動雙眼，驅走滲出的淚，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聲音說：「我很想她……想見見她……」
「應該見見。」曾志說得很乾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進贛南、閩西時的生活。「這件事千萬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澤東囑咐，顯然已經同意見面。
「放心！」曾志鼓勁說，「她不會知道。」
毛澤東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聲交代：「你去找汪東興，叫他來辦。」
當時汪東興正在江西當副省長，搞調查研究。曾志說：「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東興精心安排了這次見面，請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和江西省省長方志純（此時方志純為江西省副省長。因為自1949年6月至1965年3月，江西省省長一直為邵式平。方志純在1965年4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長）的愛人朱丹華接送賀子珍。方志純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華是毛澤民烈士的遺孀。毛澤民犧牲後，她改嫁了方志純。
水靜和朱丹華陪同賀子珍乘一輛小轎車駛進毛澤東居住的「美廬」。
水靜和朱丹華上樓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輕聲說：「你們可以走了。」
水靜和朱丹華走後，衛士把賀子珍領上樓。毛澤東對衛士說：「你也走。」
毛澤東同賀子珍談了近一小時，又由水靜和朱丹華把賀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後，曾志又趕去見毛澤東，見面便急切地問：「談得怎麼樣？」
「唉，不行。」毛澤東淒然歎息，「頭腦還有毛病。」
「怎麼有毛病？」曾志又關心又著急。
「她怪我對王明不對，說王明還要害我，讓我小心王明。我吃藥，她來搶，說是毒藥，她說她就不吃藥，在上海就不吃藥……」
毛澤東講不下去了，望著屋頂長長歎息，回憶著什麼，眷戀著什麼，傷感著什麼……
本來，說好毛澤東在第二天還要見賀子珍，所以翌日早上賀子珍在自己房間裡等待著。
忽地有個工作人員進屋說：「毛主席有事已經下山，請你也馬上下山。」
賀子珍聽說毛澤東已下山，也就隨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澤東並沒有下山。
22年闊別，22年等待，只盼得一個多小時的晤面。從此，賀子珍再也無緣見到毛澤東。
她那麼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團謎。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事件。
據說，後來，才慢慢明白：那時，江青在杭州。得知賀子珍上了廬山，便連夜給毛澤東打長途電話，她立即從杭州趕來廬山！
毛澤東請賀子珍上廬山，曾嚴格封鎖消息，關照過不讓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範圍內，很少幾個人之中，知道賀子珍上山。
是誰給江青通風報信？
賀子珍曾懷疑陳伯達。那是因為陳伯達後來倒台時，毛澤東在批判他時說及：「你在廬山上開會，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幹什麼？」賀子珍在聽傳達毛澤東講話時，馬上聯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懷疑陳伯達下山，可能是給江青通風報信。
不過，毛澤東所說的「在廬山上開會」，並未點明是1959年的廬山會議。因為在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廬山召開過工作會議，陳伯達也是參加的。
如果不是陳伯達，究竟是誰向江青密報？須知，毛澤東會見賀子珍，嚴格保守機密，尤其是對江青保密，知道這件事的人，屈指可數，江青怎麼會迅速知道呢？
直到最重要的當事人、楊尚奎夫人水靜說出了內幕，這才冰釋一切疑問……
「水靜，你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動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鄭重地對我說。
「什麼事？怎麼這麼急？」我問。
「去把賀子珍同志接到廬山來，和朱旦華（又名朱丹華—引者注）一道去。」尚奎說得很嚴肅，「毛主席要見她。」
我瞪大眼睛看著他，半天才反應過來。這本來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為事實，又覺得有些突然了。
「啊，這可太好了！」我幾乎叫了起來。
「你聽我說，」尚奎做了一個制止我大聲說話的手勢，說道：「這是一個特殊的任務，主席強調要絕對保密。汽車上山之後，不要到這邊別墅區來，要直接開到我們安排好的住處去。」又如此這般地作了許多具體的交代。
下午四點多鐘，我便和朱旦華同志一道乘車下山。在車上，我們商量了一下用什麼理由請賀子珍上山，並且統一說話口徑，以免節外生枝。因為尚奎叮囑，在見到主席之前，不要讓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見她，主要是怕她過於激動因而觸發舊疾，並且說，這也是主席親自交代的。
不到六點，我們便到了南昌。車過八一橋，便直向三緯路賀大姐的住所駛去。
大姐恰好在廳堂休息，一見我們進屋，又是讓座，又是倒茶，非常熱情。在問過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後，我便「言歸正傳」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熱，省委請你到廬山去休息幾天。」我用一種傳達指示的口氣說，「我們倆剛從廬山下來，省委特地派我們來接你。」
大姐很高興，說了一些感謝省委關心之類的話。見她欣然同意，我心裡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那就請你準備一下，大姐。」我說，「明天下午三點我們來接你好嗎？」
第二天，我們準時把車開到大姐住處，大姐上車後，我們便向廬山飛馳。一路之上，我們和大姐盡談些輕鬆、高興的事，說說笑笑，非常愉快。汽車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只覺得芬芳撲鼻，滿眼金輝。一片豐收的景象，跟著我們風馳電掣，更使我們心花怒放。幾乎在不知不覺間，便到了廬山牯嶺。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們把車子直接開到特地為大姐準備的住處：涵洞左側的「二十八」號房。這裡附近只有幾幢房子，都沒有住與會議有關的人員，服務員也只有一人，不會引起別人注意。
朱旦華已經回到自己的住處，只留下我陪同賀子珍大姐。我們住的房間，擺了兩張床，電話、衛生間一應齊全。吃過飯，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後，我先給尚奎掛了電話，報告我們到達的消息。尚奎叫我陪著大姐，不要隨便離開。接著，我又和主席聯繫上了。
「客人的情況怎麼樣？」主席問道。他好像有些激動。
「一切都好。」我回答說。
「那好，你等著我的安排。」主席說。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機會，獨自乘尚奎的車，到了「一八」。主席坐在沙發上吸煙，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簡略匯報了一下，並且告訴主席，大姐情緒很好，記憶力也還可以，能回憶許多往事。
「很好。」主席點點頭說，「今天晚上九點鐘，你坐尚奎同志的車，送她到我這裡來。」
「好的。」我說。
「這裡已經安排好了，身邊的幾個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說，「門哨認得尚奎同志的車號，不會過問的，開進來就是了。」
我想起旦華是原毛澤民的夫人，他們之間的感情會更親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華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問主席：「要不要找朱旦華同志一道陪大姐來！」
「不用了，你一個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說。
顯然，主席很謹慎，想要盡量縮小知情面。一切問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辭：「主席，如果沒有別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緊鎖著眉頭，使勁抽著煙，心事重重的樣子。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話，像自言自語似的說：「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這句話的內涵，也不敢多問，只是說：「再見，主席，晚上九點我一定陪大姐來。」
待我趕回「二十八」號時，大姐午睡還未醒。
……
我很睏，但是睡不著，直到我坐在「一八」值班室等候大姐時，仍然處在一種十分興奮的狀態之中。
「鈴、鈴、鈴……」
清脆鈴聲把我從回憶中拽了出來。這是主席召喚小封。我看看手錶，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了，我捉摸，也許談得不錯吧，要不怎麼談這麼久呢，人哪，總是把事情往好處想。
一會兒，小封把賀大姐扶進值班室，讓大姐坐下，然後對我說：「主席請你去一下。」
我走進主席房間時，只見他手裡夾著煙，臉色很不好。
「不行了，腦子壞了，答非所問。」他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
我盯著他蒼白的臉，不知說什麼好。
「她很激動，你要注意她的情緒。」他夾著煙的手朝我點了一下，說，「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現在她已經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時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們附近。」
我已經注意到了，在離「二十八」號不遠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康生也住在那裡。我想，主席考慮問題真周到，連這樣一些細微末節都瞭解到了。
「主席，請放心，我保證不會離開她一步。」我說。
「還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辦。」主席加重語氣說，「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藥，很厲害的，吃多了會出事。你要想辦法從她手裡拿下來。」
「好，我會辦妥的。」我說。[186]
按照水靜的回憶，可以排出以下時間表：
7月7日中午，楊尚奎通知水靜下廬山去接賀子珍；
7月7日下午六時多，水靜和朱旦華來到賀子珍住處，約定翌日下午上廬山；
7月8日下午三時，水靜和朱旦華，陪賀子珍從南昌出發上廬山，住在「二十八」號；
7月9日中午，水靜向毛澤東匯報，約定晚上見賀子珍；
7月9日晚九時，水靜陪賀子珍來到毛澤東住處「美廬」，毛澤東和賀子珍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
7月10日上午，水靜送賀子珍下廬山。
所以，李銳所記毛賀會面在7月8日是不準確的，應為7月9日。
水靜的回憶，可以說是最富有權威性的了。因為如她所言：「賀子珍在廬山上的頭尾三天裡，只有我陪著她。在到達廬山後，朱旦華同志也離開了，所以除我之外，她身邊沒有任何人，更沒有帶什麼護士、女伴之類。當時，毛主席對這件事是非常謹慎的，因而知情人極少。即使事過之後，也沒人敢於任意擴散。直至『文革』那場浩劫收場，社會上才漸有傳聞……」
水靜強調：「這次廬山會議期間，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親口說的，而且有據可查。而有的文章卻說，當時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廬山一個秘密電話，便立即趕來，大鬧一番。其實江青根本沒有上廬山。」
按照水靜的說法，江青根本沒有上廬山，那個所謂陳伯達的「告密電話」，也就不存在了──那只是賀子珍的猜測而已！
不過，據毛澤東貼身衛士李家驥回憶，江青確實上了廬山。江青上廬山，是李家驥下山去接的，而且還有李家驥當時的日記為證──「我日記上寫著江青是8月11日上山的」。
李家驥是這麼回憶的：
8月9日，副衛士長李銀橋對我說，江青同志要來廬山，因為你瞭解江青，就請你幫助收拾一下房子，多為她服務點。我說可以。
8月11日上午，我前往九江接江青。我陪江青坐車上的山。這次她帶的東西很多，共四大皮箱。
在上山時，我和她坐的是一個車。
上山後，她首先看望了毛澤東，詢問了一番毛澤東的生活起居情況，表示對毛澤東生活的關心。一般地說，這個時期她對毛澤東的生活還是關心的，有時也很會來事，會說話。
……
13日上午天氣很好。我和另一位衛士幫她先把被子拿出來晾曬。在我們兩人用竹竿子往外抬衣服時，正好碰到徐曉冰。他問這是誰的衣服，這麼多呵！都這麼漂亮！我回答是江青同志的，因為濕了，要在外邊晾晾。[187]
筆者以為，水靜所回憶的接送賀子珍上下山，她是當事人，她的回憶很有價值，可以幫助澄清許多傳聞。
但是，關於江青是否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上了廬山，水靜不是當事人。她所回憶的「這次廬山會議期間，江青一直在北戴河，是主席親口說的，而且有據可查」，不知「有據可查」所依靠的是什麼「據」。
李家驥是陪同江青上廬山的當事人，而且有日記為據，所以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江青確實上了廬山。這倒是「有據可查」的。
當然，賀子珍是1959年7月8日上山，與毛澤東會面，7月10日就下山了，而江青直至8月11日才上山，中間隔了一個多月。另外，據李家驥回憶，江青上山後，情緒平靜，不像是得知毛賀會面的消息後趕來。按照江青的脾氣，她如果得知毛賀會面，一定會立即趕上山，並且會大吵大鬧。所以，江青上山，應當說與毛賀會面無關。
順便提一筆，1959年毛澤東和賀子珍在廬山的這次見面，向來被認為是毛、賀在延安分手後唯一的一次見面。但是，筆者的《江青傳》初版本出版後，收到山西榆次讀者白鴻多來信，提出毛、賀在1949年曾經見過面。
白鴻多在1996年10月12日來信說，他和姐夫當時在東北，姐夫是司機，負責接送嬌嬌（即李敏）上下學。姐夫跟賀子珍當時的保姆關英也很熟。他當時住在姐夫家，聽說賀子珍曾秘密去過北京，見過毛澤東。
白鴻多所說的情況未必可靠。這裡提一下，僅供讀者參考。
另外，在這裡也順便提一下黃敬之死。
1949年1月15日，黃敬冒著戰場的硝煙，進入天津。他被任命為解放後第一任天津市市長。他的妻子范瑾則擔任《天津日報》副總編，後來擔任總編兼社長。
1953年，經周恩來總理提名，黃敬被任命為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當時，段君毅和汪道涵被任命為副部長。黃敬對工作極為負責。他當年在青島大學只讀過一年數學、兩年物理，為了熟悉機械工業業務，堅持自學《普通物理學》，做完四卷書中所有的習題，而且自學《機械工業百科全書》。
1956年春，毛澤東在準備起草《論十大關係》的時候，聽取了黃敬關於機械工業情況的匯報。不久，在中共八大，黃敬當選中共中央委員。
1957年4月，黃敬擔任國家技術委員會主任兼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
1958年1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關於召開南寧會議的通知》，全文如下：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雲，鄧小平，彭真，喬木，陳伯達，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復生，王任重，楊尚奎，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勳，韋國清，毛澤東，共26（27）人，於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十天會，廿號完畢（中間休息二天到三天，實際開會七天到八天）。
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
毛澤東所開列的出席會議名單中有黃敬。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強調必須反對右傾保守。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
會議結束後，黃敬在從南寧飛往廣州的飛機上，當服務員給他送飲料的時候，他突然站了起來，口中不停地說話……
據黃敬胞妹俞瑾告訴筆者[188]，黃敬過去有過精神方面的疾病。為此，1944年他在延安時期就因病休養過。這種病的醫學名詞叫「迫害妄想症」。據說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工作過分緊張所造成的。這回則由於精神緊張，再加上乘飛機高空缺氧，導致舊病復發。
飛機在廣州降落之後，陶鑄立即派車把黃敬送入高幹病房治療，並電告范瑾。當時范瑾已調往北京，擔任《北京日報》總編輯。
毛澤東得知，非常關心，托人傳話給黃敬：「好好養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周恩來、彭真都過問黃敬的治療。
當時在廣州的董必武、李富春、陶鑄都趕去看望黃敬。
據俞瑾說，由於黃敬患「妄想症」，住院的時候竟從二樓跳下，股骨骨折，同時並發肺動脈栓塞。
當范瑾從北京乘火車到達廣州時，晚了一步，黃敬已經在前一天──1958年2月10日，病逝於廣州，終年僅46歲！
在黃敬追悼會上，薄一波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悼詞高度評價了黃敬的一生：
黃敬同志是我們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在黨的領導下，黃敬同志曾經在複雜和艱難的環境裡，對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 黃敬（俞啟威）
黃敬同志對黨和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具有高度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忠心，他積極努力把黨的方針政策同具體的革命實踐在工作中結合起來，千方百計地去完成黨所交給他的工作任務。他善於團結同志、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他的發奮忘我的工作熱情，他的敢於打破常規，善於接受新鮮事物的精神，都是我們共產黨人和革命幹部學習的榜樣。
應該特別指出，在響應中央和毛主席又紅又專的號召上，在我們中央委員中間他是鑽研得比較好的一個，我們大家應該向他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