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療養，她因放射治療造成的白血球減少，漸漸恢復正常。放射治療導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癒。慢性膽囊炎早已治癒。不過，過分的無聊，加上對於疾病的過度恐慌、疑慮，又導致了神經官能症。
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後來給江青總結出「四怕」：一怕風，二怕光，三怕聲，四怕冷與熱。
1959年冬，王敏清受組織分配，擔任江青的保健醫生。
王敏清，也就是前文曾寫及的王世英的兒子。當毛澤東要與江青結婚時，王世英曾上書中共中央負總責張聞天，堅決反對這一婚姻。
由於王世英解放後擔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他的學醫的兒子王敏清也就被視為政治可靠，在中南海保健局工作。也真是冤家路窄，王敏清被分配到江青那裡當保健醫生──不過，江青並不知道王世英當年上書張聞天之事，王敏清也不知道此事。
筆者的文友王凡採訪了王敏清，這麼記述王敏清眼中的江青：
王敏清被確定為保健醫生後和江青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廣東省委東山招待所小島二號樓。初次見面，江青對王敏清很客氣，她坐在沙發上，讓他坐在了她旁邊的沙發上，並吩咐服務員給他沏茶。後來，王敏清瞭解到，在江青身邊工作的人員，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發上待遇的人很少。
「我剛接手工作時，江青身邊的服務人員有七八個：殷曼麗、程美英、李強華三位護士，負責醫療護理方面工作；李連成擔任警衛，還要負責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廣東省有關部門的聯絡；廣東省委警衛處幹部張榮，也整日跟著我們；還有兩位服務員韓芷芬和張淑蘭。」
王敏清安排在二號樓的樓上，和李連成住在一起，樓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動的地方。這裡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聲響。他們在室內、在地毯上走也要脫了鞋；同江青說話，聲音要輕得只能對話的兩個人聽見；江青活動範圍內的門縫，都墊了紗布或海綿。他還得知，江青甚至因李強華辮子摩擦衣服的聲音太吵，軟硬兼施地逼她剪掉辮子。
一天，江青心血來潮，突然提議以後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同桌進餐，說是為了和群眾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聲響，所以吃飯時盡量不發出聲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聲。如果誰出了聲，江青就罵誰：「你是豬。」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邊的工作人員。他感到吃驚：主席夫人怎麼這麼專橫，這麼不尊重別人？
「江青說同甘共苦、一桌吃飯，她和同桌的人都吃一樣的菜飯嗎？」「我們是坐在一起吃，但她的菜是單獨的，和我們不同。她有時會揀兩口我們的菜吃。」「她吃得很奢靡嗎？有的文章或書中說她常吃高級補品。」「在今天看來，倒不算很奢侈。雞、魚、肉、蛋，每頓總是有兩樣。有時也吃些高級營養品，像燕窩等，但不是經常不斷。」
為了把飯吃得悄無聲息，王敏清他們只好頓頓與豆腐相伴。有的護士因為怕嚼出聲響，硬把一碗米飯直接吞進腹中，結果導致腸胃患病。不久，江青也發現，同桌人的菜總是豆腐，還問王敏清：你們怎麼總吃豆腐？王啼笑皆非，只得說，我們喜歡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僅沒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長此以往是要影響身體和工作的。於是王敏清他們在陪江青吃完飯送她走後，還得再回到餐廳補吃一頓「自由飯」。這樣一來，加上晚間夜宵，王敏清他們每天要吃七頓飯。外界人還以為他們多享福，而他們的感覺卻是受洋罪。
「江青不許別人吃飯出聲，她自己難道吃飯一點聲音都沒有嗎？」我問道，「記得某保健醫生在其回憶錄中說，他也感到和江青一起進餐是受罪，因為江青吃飯時愛喋喋不休地議論這、評判那，而且吃相饕餮，讓人厭惡。」「江青吃飯的確很斯文，確實沒有什麼聲音，否則她罵別人豬時豈不也是在罵她自己？」王敏清答道：「可也奇怪，她對辮子和衣服摩擦的聲音都挑剔，可聽音樂、跳舞、看戲、看電影，那麼大的動靜，她倒不怕了。」[178]
王敏清還回憶說，「她甚至不能聽到飛機的聲音，為此她要廣東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飛機掠過。結果她住在廣州的最後一個多月，廣州白雲機場關閉，民航的客機不得不在軍用機場起落」。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則這麼談及江青的生活：
當時，江青的生活完全資產階級化，這已不是什麼秘密，而「化」的程度卻是令人吃驚的。一位曾在江青身邊工作的護士告訴我，與其說江青像個東宮皇后，不如說更像個女奴隸主。在日常生活中，江青連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都不願意付出。她晚上穿著睡衣躺在床上，要護士替她整好、拉平，她動都懶得動。房裡安裝了電鈴，使喚人都不用開口，按按鈴就行了。有一回她的電鈴響了，護士急忙趕進房裡，只聽江青懶懶地說：「把暖水袋遞給我。」其實，那暖水袋就在她床上，伸伸手就夠著了。早上一睜開眼，她就把護士和工作人員叫到床前，問她們：「今天天氣怎麼樣？我穿什麼衣服好呀？配哪雙鞋子呀……」嘀咕半天，想好了，給她辦妥了，才準備起床。先坐在床上，在別人侍候下洗臉刷牙；然後在別人侍候下吃早飯。江青幹什麼都不願意動手，甚至連洗澡也不例外。她躺在浴缸裡，讓護士給她洗身、擦背……
1962年夏，江青再次上廬山，當時，她常到直屬招待所來洗頭髮。只要她一到，招待所便變成一座「死城」，工作人員不能來回走動，炊事人員不能動勺弄盤，住在這裡的客人也得屏住呼吸，因為不能發出任何聲音，否則就要「影響」江青的「休息」。而且她一呆就是半天，推拿按摩，沒完沒了，以致工作人員飯都吃不成。如此作威作福，也是天下少見的。
江青總是在自己周圍製造死一般的寂靜。我親眼看到，她在上海、杭州、廬山等地的住處都與眾不同，不但地上鋪著厚厚的綠色地毯，窗上掛著沉沉的綠色窗簾，而且床鋪、桌子、坐椅乃至馬桶都要用綠色絲絨包起來；就連茶盤、茶杯也要墊上小方巾。為她服務的工作人員走進她的房間必須躡手躡腳，像雪花落地般地輕而無聲，否則就要大觸霉頭。江青平時這麼怕「吵」，我們這些夫人當時感到很不理解，背後常議論。江青那麼怕吵，怕聲音，可是跳舞時卻非強刺激的西洋打擊樂不能盡興，這豈不自相矛盾？所以，如果說綠養眼還有些道理的話，靜未必是為了養神，更多的恐怕還是為了造「威」，使人一入她的住處便膽戰心驚，就像宗教廟堂裡那種刻意製造出來的陰森氣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一個人的功績與他所受到的尊敬是成正比的，江青無功，唯恐別人不敬，於是挖空心思地「創造威嚴」，可惜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江青得到的生活待遇和榮譽，遠遠超出了她的付出。沾一點毛主席的「光」，人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總覺得在她內心有一種深深的怨恨，一有機會或抑制不住時便會宣洩出來。我是從她對工作人員的態度上察覺這一點的。在她身邊工作的人，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無不恪盡職守，甚至對江青的過分苛刻和橫蠻無理的要求，也都看在毛主席的分上而強嚥下去。儘管如此，她不但不對這些同志表示感謝，反倒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敵意，甚至充滿著仇視。一位曾做過江青護士的同志告訴我，江青偶爾一高興，也什麼都說，甚至連與唐納等幾個前夫的事也津津樂道；而她不高興時，任何小事情都可以成為她訓斥、懲罰工作人員的由頭。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她的妹妹就是因為一件小事而被江青發配到大西北去「充軍」的，搞得一家人不得團聚。還有更倒霉的，在江青一怒之下便當作「反革命」送進監獄。江青這種行為激起了許多領導的義憤，據說，少奇就很有意見，江青所在的黨支部還專門派人找她談了話，但毫無作用。
一位電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國電影時，偶然說了一句某位外國攝影師很注意「出綠」。所謂「出綠」，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綠色，而且使各種綠色在畫面中很有層次。她聽了這話，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間也「出綠」，也「綠有層次」！
1962年春，陳雲和夫人於若木來到上海，被安排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理的一幢房子。剛進門，就覺得屋裡特別的豪華和奇特：綠色的地毯、綠色的沙發、綠色的窗簾，就連桌子、馬桶、馬桶蓋上，也鋪著綠色的絲絨。
陳雲覺得奇怪，這房子他曾住過，室內並沒有這等特殊的裝飾。一問，才知此處後來江青住過，她說她喜歡綠色，綠色使人心境愉悅。她要求上海交際處照她的意見，對屋裡裝飾進行一番改造。
於若木對警衛處處長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志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飾很彆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上供應群眾。」
交際處負責同志頗為為難，說：「那還要去請示江青同志。」因為江青說不定哪一天會再來住些日子，看到裝飾變了，會發脾氣的。
據雲，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裝飾的房子，還有三處。
憑著「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時時電召專為高幹服務的大夫們，今兒個會診，明兒個為她進口藥品……
她不斷地調看外國影片。就連她看電影時的沙發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須做到連坐三個小時臀部無麻木之感。
她作為演員，原本喜歡拍照，左一張劇照，右一張生活照，這自然有攝影師為她效勞。她自己並不會拍照。在蘇聯療養時，身邊沒有攝影師，而她又希望到處留影，她就買了架照相機，開始學習攝影，這時，她到處遊玩，對攝影的興趣更濃。她花費外匯，從香港進口一架高級照相機，每到一地，就用攝影打發時光……她在電影界工作過，有一定文藝修養，因此她學攝影，進步倒也快。只是忙壞了中南海的攝影師們，要幫她沖膠卷、印照片。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幾年」就有「大概一萬張左右」，但是她銷毀了三四千張，「還有很多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