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第三次「露崢嶸」—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之後，在1955年初還相當活躍。
1955年2月，江青曾兩度夜訪著名電影導演史東山。
在本書第一章已經寫及，當江青在1933年第一次從山東來到上海的時候，前往碼頭迎接她的就是史東山。當時，史東山是一位青年導演，奉左翼劇聯（即左翼戲劇家聯盟）之命，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教師李也非一起，前來接待這位青島海鷗劇社的成員。
後來，史東山成了中國的名導演。特別是在1946年，導演了《八千里路雲和月》，轟動了全國。
1955年2月23日，52歲的史東山猝死。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則消息：「我國著名電影導演、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常務理事史東山23日逝世於北京醫院，享年52歲……」
《人民日報》的報道既然稱史東山「逝世於北京醫院」，言外之意是說史東山乃病死。從此對於史東山之死，一概稱之為「病死」。
1955年6月《大眾電影》發表唐忠琨的悼念史東山文章《可親的老師》，把史東山「病死」說得更加具體：「很不幸，即將下廠的前幾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蘇聯紅十字醫院檢查的結果是患慢性肝炎……當許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時候，無情的病魔將他的生命奪去了！」
雖然當時對史東山之死統一口徑是「病死」，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真相漸漸浮出水面。令人震驚的是，史東山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藥，自殺身亡！
史東山是個樂觀、直率的人，為什麼會突然自殺呢？
在史東山自殺前，江青在兩名警衛的陪同之下，兩度前往史宅，登門拜訪。據說，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她關心電影界，於是她就登門看望史東山。
她與史東山單獨談話。究竟談了些什麼？不得而知。但是，自從第一次談話之後，史東山就一下子變得悶悶不樂，沉默寡言。
沒幾天，江青又突然來訪。
江青走後，史東山雙眉緊鎖。
妻子華旦妮問他。他只蹦出一句話：「我怎麼能受一個女人的擺佈？」
幾天後，史東山便自殺離世。
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異常震驚。按照當時的規定，自殺者是不能開追悼會的，周恩來破例批准為史東山開追悼會。
史東山之死，在「文革」中才被重新提起。1969年，顯赫一時的江青寫下這樣的批示：
「史東山是對黨不滿自殺的。」
「華旦妮是軍統特務。」
據雲，江青結仇於史東山，是因為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初入電影圈的時候，曾希望在史東山導演的影片中擔任角色，被史東山拒絕。
至於江青在1955年2月，究竟跟史東山談了些什麼，直到2004年12月，95歲的華旦妮因病住院。在臨終前，她向女兒史大裡說出了隱藏在心中半個世紀的秘密。那是在江青兩次到史宅訪問之後：
僅一周，史東山的眼窩便深深地塌陷，身體十分虛弱。華旦妮十分擔心，陪著他說話。史東山告訴她，胡風等人已被內定為「反黨集團」，行將在全國鋪開清查運動，江青暗示，他參與了胡風文藝小集團的活動，要他「不可執迷不悟」，馬上起來揭發胡風。此前，毛澤東講過「對二老（指蔡楚生和史東山）要客氣一點」，所以江青兩次找他，給他一個「客氣」的警告。
江青還嚴厲地說：「胡風三十萬言書中的電影部分就是你寫的，是反黨反人民的，你必須反戈一擊。」
作為胡風的老朋友，他是難脫干係了！
幾天後，史東山服過量安眠藥自殺了。
史東山的遺書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了，但華旦妮牢記了主要內容，幾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風是老朋友，上下級，不是文藝小集團成員；儘管他贊同胡風的看法，可那份三十萬言書，事前他不知道，沒有寫過一個字；他表示對大一統的文藝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這樣從國統區來的文藝工作者受到歧視和排斥，他十分憤怒；對於批判胡風和文藝整風，他覺得很惡劣，難以忍受。
華旦妮清晰地記得遺書裡的一句話：「整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剛毅如山的史東山，當然不可能對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無法擺脫無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於是，不誣人也不自誣，自殺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導的最終選擇。[173]
江青在1955年2月兩度夜訪史宅，表明江青當時相當活躍。
此後不久，江青便又處於雲遮霧障之中了。
江青從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後，是因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體檢查。這一回，全身檢查結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膽正常，血液正常，腸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婦科檢查時，北京協和醫院的大夫認為，子宮頸口長期糜爛發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長腫瘤，需要進行治療。
腫瘤？癌症？剛剛步入不惑之年的她，聽到這消息如五雷轟頂！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擱在一邊，忙著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蘇聯治療。保健大夫為她寫了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指示同意。
於是，1955年7月，她第三次前往蘇聯，住在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別墅。
據朱仲麗回憶，蘇聯大夫檢查後，只懷疑江青可能患子宮頸癌腫，但不能確診。蘇聯大夫建議她休養一段時間，進行觀察。
回國之後，國內的大夫又對她的病進行會診。大夫們的結論是「子宮癌腫」，建議她作子宮切除手術，這樣可以達到根除的目的。
「一個女人怎能沒有子宮！」江青堅決反對作子宮切除手術—原本這是婦科常見手術，對身體並無太大的損傷。
不能作子宮切除手術，那就只好進行放射治療。如朱仲麗所說：「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吃了大虧。她採用放射治療，致使全身虛弱，白血球減低，出現許多後遺症，休養了好多年。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一件好事，因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壞事。」
不過，她總以為蘇聯的醫療水平比中國高，她需要蘇聯醫生的確診，而且希望到蘇聯進行放射治療。
於是，中國大夫帶著她的病歷、病理切片專程飛往莫斯科，和蘇聯大夫一起會診，最後，決定請她來莫斯科，作放射治療。
這樣，1956年夏天江青第四次前往蘇聯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別墅。
在維特克的《江青同志》一書中，則這樣記述江青：
江青又一次舊病復發了。她的高燒很重，並且經久不退。體重急劇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樣。她所有的醫生都被召集起來會診，婦科醫生診斷她患有子宮癌。
她回憶起在1955年，她不得不被送到蘇聯做證實是無效的醫療檢查。因為在那些年月，蘇聯醫生不相信「細胞原理」。因而，蘇聯醫生否決了她去蘇聯前中國醫生所做的診斷。
直到1956年她的中國醫生才注意到大概損壞的細胞開始衝破子宮膜。在他們的判斷中，兩種治療方法是可行的，外科手術或射線療法。由於她以前因肝病做的外科手術引起了腹部粘連，她不能再接受外科治療，那就只有搞射線療法了。
她發現鐳治療太使人痛苦了，鈷60更強烈，無法忍受。既然她也不能忍受他們的治療，她的醫生簡直無法救她。因此，他們建議她回莫斯科，讓俄國醫生再一次接管治療。
她知道她雖然病重，但她無法接受再次離開中國的想法，不知道她在離開後將發生什麼。因此她強烈反對他們的決定。但最終仍無濟於事。毛主席第一次安排了一個女婦科醫生陪同她出國。這是她的第四次俄國之行（應是第三次蘇聯之行—引者注）。
她記得到達莫斯科後就完全衰弱了，不斷地發高燒。她知道她得了可怕的病，指望康復十分渺茫。當她的情況被估量到允許進醫院時，蘇聯醫生說他們不能接受她，因為她的白細胞數低到了三千，鐳射治療的一個方面的影響會使她對傳染病的抵抗力很低。她的婦科醫生和助手發瘋似的告訴醫生說既然他們的醫院有病床就應該讓她住院。他們妥協了，而且第一次允許她讓中國醫療專家守在她的床邊。他們對她「過量」使用鈷60。她失去知覺。她堅信她骨髓都受到了損害。然後他們給她輸血，但每次輸血使她燒得更高，因此整個治療方案被稱之為適可而止。
停止治療，蘇聯醫生認為莫斯科郊外的新鮮空氣更有益於健康，於是他們把她送到郊區療養院。這是一個顯然他們不再對她負責的地方。
那年冬天是刺骨的寒冷。療養院的醫務人員試圖將她放到攝氏零下20度的空氣中去「治療」她。她的視力都斜了，所有的圖像都變得模糊不清和變了形狀，她的雙腿嚴重顫抖以致她沒有支撐就不能站起來。在她的記憶中，那個夢魘似的冬天轉到了春天，春天又到了夏天。經過一長段對她的任意觀察，她的醫生莊嚴的宣佈說她還患有「軟骨病」。她突然大笑一聲，回憶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陝西北部，很多同志患有他們所稱的「軟骨病」。這種情況是缺碘和鈣而引起的。但這一次斷定她患有「軟骨病」的真正目的，是想找個理由將她脫手，以便把她送回到城市醫院裡去。
城裡醫生現在給她使用最有力的治癌武器。第一次，繼而第二次、第三次使用鈷治療。這樣大劑量的用藥，削弱了她的身體，使得她時常需要供氧。
當她能振作精力時就提出兩個要求：第一，停止鈷治療法；第二，送她回國。提要求是一回事，行動則是另一回事。蘇聯的醫療界是嚴格地區分等級的，這就意味著，另一個醫師或醫療教授以他自己的權力擔負起他的一個病例的責任，如果沒有得到他的上級的認可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又一次昏迷過去，這時才找到一個教授在那關鍵的時刻來看她的病情。她告訴他們說她極想回國，但沒有人聽她的話。城裡的醫生，顯然因他們治療無效而感到懊惱，又安排她回到不在他們權限之內的郊區療養院。
通過這些日子，毛主席知道她極想回國。然而他也知道蘇聯醫生準備的醫療報告的詳情。在周總理被派往莫斯科去進行政府談判時，他到醫院看望了她。是他傳達了主席的指示說要她留在莫斯科，直到她顯然康復為止。總理在醫院時，他與醫務人員談了話，研究了她病情的報告，以便自己判定她的情況到底怎樣。當診斷和治療的圖像開始出現時，他對蘇聯醫生所做的和沒有做的大發雷霆。
她仍很高興地見到了總理，因為她企圖盡其所能跟上國內外政治形勢。一天，總理帶了鮑羅丁女士和程硯秋到她的床邊看望她，程硯秋是著名的京劇藝術家。為了逗她樂，程硯秋表演了啞劇。
她待在蘇聯的時間越長，病情就更惡化。她反覆乞求回中國去。最後，他們讓她走了。在回中國的飛行途中，她全身皮下出血。
毛澤東1956年初致宋慶齡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國醫療」。原文如下：
親愛的大姐：
賀年片早已收到，甚為高興，深致感謝！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你好嗎？睡眠尚好吧。我仍如舊；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幾年大概還不至於要見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養身體。
毛澤東 1956年1月26日[174]
蘇聯大夫精心治療她的病，因為他們知道她是毛澤東夫人。經過鈷放射治療，三個療程順利地進行，把她的子宮頸瘤徹底治好了。
據江青秘書楊銀祿說：
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裡。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西紅柿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並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面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里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175]
卡爾圖諾娃回憶說：
江青1957年再次來莫斯科時，我已不在中央機關工作，而是去讀研究生了。有一天N.C.謝爾巴科夫打電話給我，說我的一位「老熟人」又來莫斯科郊區了，想同我見見面，並請我帶我的女兒伊琳娜一起來。
我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秋日，午飯後我們同江青漫步在公園的林蔭道上，她覺得自己渾身不舒服。她很快就累了。
經過療養，江青的白血球數也回升到五千。江青康復，可以回國了。
在1957年春回國前夕，如朱仲麗所憶：「她提出如何預防的問題，又提出將來再並發其他疾病問題。教授都詳細地一一解答了，還告訴她在一年之內不能同房。」「她馬上乾脆地答道：『我們早就不在一塊，我同毛澤東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實，江青和毛澤東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為她患了婦科病。早在她患病之前，就連吃飯，她也跟毛澤東分開了。
如李銀橋所憶，那是江青過分挑剔飲食之後，毛澤東發話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農民的兒子，農民的生活習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開。今後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飯菜按我的習慣辦。江青住的房子穿什麼衣服吃什麼飯菜按她的習慣辦。我的事不要她管，就這樣定了！」
從此，毛澤東和江青分開吃。即便是在一個飯桌上吃飯，仍各吃各的菜！
美國記者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這麼評論江青與毛澤東的關係，倒是入木三分：
回過頭來看延安時代，作為一個年輕的妻子，一個無名的同志，江青意識到了：性只關係到第一回合，支持長期利益是權力。
也許江青沒有意識到，這個判斷概括了她不尋常的生活：少女時代的坎坷導致了她跟最高領導人的婚姻，而這個婚姻的紐帶又因她對權力的追求而鬆弛；她經過成功的個人鬥爭，取得了別的女人得不到的地位，並使得主席不僅因她是一個女人而對待她，而且要把她當作一個不受任何男人控制的政治人物來看待她；她還贏得了主席的一些同事對她個人的尊敬和重視，雖然他們有時抱怨她阻擋了他們通向毛主席的道路；她跟群眾保持某種個人聯繫，而各種類型的統治者很容易切斷這種聯繫；她不僅打破了老一代樹立的某些政治、文化標準，而且製造了影響國家和歷史的她自己的標準，當然是一種簡單的破壞性的標準。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則這麼談及江青和毛澤東的關係：
江青對工作人員的奴隸主工作作風，連毛主席也無可奈何。他知道江青對哪個態度惡劣，便會找哪個同志道歉：「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計較。」
有一次，一位護士到毛主席處要求離開江青，毛主席說：「我知道江青不好，不要多說了，看在我的分上。」主席有時被江青擾得心煩，只好與衛士談心訴苦，後悔與江青結婚，說現在離婚，同志們有看法；不離婚，又背了個政治包袱，只好湊合著過了。
雖然分居多年，但仍未忘夫妻之情的毛澤東主席，最後終於無法忍受江青的倒行逆施。1975年7月，他在一封信件上對江青作了這樣的指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三十年來惡習不改，立刻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儘管指示沒有執行，但江青的末日已經臨近了。然而，對毛主席來說，至死也未能擺脫這個沉重的「政治包袱」。
作為毛主席的妻子，江青長時期與丈夫和孩子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說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使家庭處在解體的狀態中。不能給丈夫以溫馨，不能給孩子以母愛，而只知一味地貪婪地索取，給丈夫帶來無休止的煩惱，一個家庭的悲劇正是從這裡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