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江青養病養了兩年多之後，忽地又一次「露崢嶸」。
1954年9月1日，山東大學校刊《文史哲》發表了署名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批評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
江青對美國記者維特克談話時，曾自吹是「半個紅學家」：
《紅樓夢》我讀過多少遍記不得了。大概十遍以上。到延安以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了。太慘了。
毛主席批評我，你這個人不成話，一部書都看不完……
《紅樓夢》是講不完的。你們不要認為我是紅學家。我只是半個紅學家。
作為「半個紅學家」，江青關於《紅樓夢》的「名言」是：「不要只把這本小說當成故事來讀，而要把它看成是一本論證階級鬥爭的歷史書。」
江青還這麼說及她當時看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之後的情景：「這篇文章被我發現了，就送給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國又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俞平伯，中國的《紅樓夢》研究權威人士，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191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22年就寫出了《紅樓夢辨》一書。1952年，他修改了此書，改名《紅樓夢研究》。1954年3月，他又在《新建設》第3期上發表《紅樓夢簡論》。
兩個「小人物」，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不以為然。他們著手寫文章，批評俞平伯。
這兩個「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藍翎。
李希凡，本名李錫范，當時27歲。他是北京通縣人，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1953年畢業後，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繼續學習。
藍翎，本名楊建中，當時23歲。他是山東單縣人，就讀於山東大學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學。1953年畢業後，到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任語文教員。
兩位「小人物」寫出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試圖投寄給《文藝報》。他們先給《文藝報》去信，詢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沒有得到答覆。於是，他們求助於母校，他們的老師表示支持，把他們的文章發表在《文史哲》1954年9月號上。
江青讀過的小說不算多，但是《紅樓夢》卻讀過幾遍。她對維特克說：她很有興味地讀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大為讚賞。她把文章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也以為不錯，建議《人民日報》予以轉載。不過，毛澤東以為自己直接給《人民日報》下指示，要他們轉載，似乎過於鄭重其事。他讓江青出面，轉告《人民日報》。於是，江青給人民日報社打了電話。9月中旬，江青帶來了《文史哲》第9期，說毛澤東主席很重視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周揚以為，《人民日報》轉載這樣的文章不合適，建議改由《文藝報》予以轉載。於是，《文藝報》第18期轉載了李希凡、藍翎的文章，還加了由主編馮雪峰所寫的編者按，全文如下：
這篇文章原來在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九期上面。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徵得同意，把它轉載在這裡，希望引起大家討論，使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傑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瞭解。
在轉載時，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錯字和由編者改動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來的意見。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瞭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而且不僅關於《紅樓夢》，同時也關於我國一切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
馮雪峰所寫的編者按，至今看來也並無什麼不妥之處，想不到後來竟遭批判。
10月16日，毛澤東的一封信，震盪著中國的知識界。這天，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人士寫了一封信，此信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除山東《文史哲》9月發表李希凡、藍翎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外，10月10日《光明日報》又發表他們的《評〈紅樓夢研究〉》一文—引者注），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己辯論的場所」）給予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了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的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給了周揚等人一記猛掌。
毛澤東的信中，有一句涉及江青：「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己辯論的場所』）給予反對，不能實現。」
不言而喻，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
至於毛澤東所說的「某些人」，指的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林默涵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
毛澤東這封信，讓江青有了強大的「後台」。
毛澤東的信中還有一句話：「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
毛澤東沒有說明「被人稱為」這「人」是誰。
如前所述，毛澤東有關《清宮秘史》是「賣國主義」影片的信息，來自江青。
在13年之後──1967年3月，在江青的策劃下，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才揭穿了這一謎底──這「人」是劉少奇。儘管劉少奇否認對電影《清宮秘史》說過什麼話，但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用黑體字標明毛澤東在1954年寫下的這段話，成為批判劉少奇的「有力武器」。
在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中這麼寫及江青：「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此處『半點名』，指胡喬木—引者注）等卻大唱對台戲……」
雖然人們直至13年之後，這才體會到毛澤東信中的那句話的巨大威力以及江青的不可小覷，不過在當時，人們還是太看輕了江青！
在毛澤東寫了那封信的第三天──1954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就召開會議，貫徹毛澤東的指示。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嚴厲批評《文藝報》。
袁水拍的文章，在發表前曾送毛澤東審閱並修改。
袁水拍在文章中尖銳批判《文藝報》：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並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群眾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准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給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卻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並反對推薦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群眾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後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並承認應該「對於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地在群眾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群眾生活並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予應有的熱烈的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話以後沒有多久，《文藝報》對於「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地表示了決不是「熱烈的歡迎和支持」的態度。
毛澤東在袁水拍的這段話之後，親筆加上了這麼一段：
文藝報在這裡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171]
緊接著，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先後召開八次擴大的聯席會議，貫徹毛澤東指示。
於是，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運動。
面對強大的壓力，馮雪峰不得不寫下《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公開發表於1954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
問題的嚴重不僅在於我平日對於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在氾濫的現象熟視無睹，問題的嚴重更在於當李希凡、藍翎兩同志向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資產階級唯心論開火的時候，我仍然沒有認識到這開火的意義重大，因而貶低了李、藍兩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時，也就貶低了他們文章中的生氣勃勃的戰鬥性和尖銳性，貶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新生力量。這錯誤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裡呢？檢查起來，在我的作風和思想的根柢上確實是有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深刻聯繫的。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平日安於無鬥爭狀態，也就甘於在思想戰線上與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平共處」。特別嚴重的是，我長期地脫離群眾，失去對於新鮮事物的新鮮感覺，而對於文藝戰線上的新生力量，確實是重視不夠；並且存有輕視的傾向的。
由俞平伯又牽扯了胡適，全國又開展對胡適思想的批判。
毛澤東的信，表示對於「小人物」的挑戰精神的支持，表示對於學術權威的見解可以開展討論，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對「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學術意見作出了裁決，這顯然不妥，特別是那時形成了一邊倒。對俞平伯全盤否定，並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實際上是一種「左」的傾向。
1954年這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便是江青。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最初的發難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揚等人的三番較量，她克敵制勝的王牌，便是借助於毛澤東的權威。這三番較量，是她參與中國政治的嘗試。她都得勝而歸！
毛澤東的信中，回溯了對電影《清宮秘史》和《武訓傳》的批判，這使周揚意識到：江青不可小視！
1992年4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韋柰的回憶文章《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文中透露了俞平伯所蒙受的心理創傷：
1954年突發的事件來勢兇猛，令俞平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直到「文革」後期，報端披露毛澤東給政治局的那封信，他才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韋柰和外祖父共同生活幾十年，卻從未聽到他對這件事的任何議論，他的日記中也不見隻言片語的有關記載。那一切，似乎已沉入他的心底，不見有一絲漣漪。沉默的本身也是一種表白，至「文革」後期，俞平伯更絕口不談「紅樓」，以至連他的家人也不敢去碰這個話題。但到臨終前重病的半年裡，他對《紅樓夢》的系念卻再也無法令他做到淡漠，他幾乎要遍了家中所有版本的《紅樓夢》，一部部翻看，他用幾乎不能動彈的手寫下了這樣幾個難以辨認的字：「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於辭達」。[172]
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1986年1月，借慶賀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週年紀念之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出面，作了一番講話，對1954年的那場批判，重新作了評價。
胡繩首先對俞平伯的成就，作了全面評價：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學術貢獻的愛國者。他早年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白話新體詩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獨特風格的散文家。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包括對小說、戲曲、詩詞的研究，都有許多有價值、為學術界重視的成果。
胡繩著重地重新評價了1954年那場對於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所謂批判：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研究。他在這個領域裡的研究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對於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性的圍攻，是不正確的，這種做法不符合黨對學術藝術所採取的雙百方針。《紅樓夢》有多大程度的傳記性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作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只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我國憲法對這種自由是嚴格保護的。我們黨堅持四項原則，按照四項原則中的人民民主專政原則，黨對這類屬於人民民主範圍內的學術問題不需要，也不應該作出任何「裁決」。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在精神上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於學術和藝術的發展。
胡繩的講話，意味著洗去了俞平伯所蒙受的歷史冤屈。
1986年2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對俞平伯的專訪《佳氣神州一望中》，這是三十多年以來俞平伯第一次公開談《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