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次「露崢嶸」的那些日子裡，江青顯得那麼忙碌。
1951年7月28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會議上，江青點名批判了電影《榮譽屬於誰》。
9月初，在中共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江青點了副部長周揚和胡喬木的名，說他們「抗拒」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9月6日，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江青對拍攝電影《南征北戰》發表了意見，表示支持。
10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經她在電影界、美術界、音樂界做了「大量調查」，發現周揚在領導工作中存在「嚴重問題」，建議在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
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先開「小型整風會」。會上，江青尖銳地批評了周揚。會後，周揚說：「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難做。」此言傳入江青耳中，江青益發對周揚耿耿於懷。無奈，在12月，周揚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電影《武訓傳》作檢查。
1952年初，江青建議就武訓歷史調查團調查所得的材料，創作京劇《宋景詩》。
這時的江青，大有「文革」初期那種批張三斗李四的味道──實際上20世紀60年代的江青是50年代初期江青的重演。
就在江青一次次拋頭露臉之際，在1952年2月，這江上「奇峰」忽地又「鎖在煙霧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後，其原因是她病了。
江青這次生病，最初是感冒引起的。
1951年9月初，她從山東回到北京，又決定去參加土地改革運動。
■ 江青在蘇聯
毛澤東同意她參加土改運動，她被安排到湖北農村。她隨李先念等乘火車從北京前往武漢。
為了她的安全，李先念只讓江青在武漢近郊參加土改。她仍以「李進」的名字出現在土改工作組。
天氣日漸轉冷。在一場寒潮襲來時，江青感冒了。由感冒而咳嗽，進而演變成為支氣管炎。她不得不從近郊農村回到武昌治病。
她終於病倒，終日發低燒，失眠，特別是右肋下時有疼痛。
她從武漢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經大夫會診，她患慢性膽囊炎，肝也不好。
雖說這是常見病，北京的醫院完全可以為她治療，不過，她仍要求去蘇聯動手術。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樣，1952年8月，她飛往蘇聯，又住進莫斯科郊區的斯大林別墅。
維特克在《江青同志》一書中，記述了江青回憶第二次去蘇聯治病的情形：
蘇聯醫生直接把她送進了外科實驗室去探查她的肝臟，但沒有除去積聚在膽囊裡的水。經過外科抽樣檢查，提出治療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蘇聯南方的她所討厭的雅爾塔。為了減退不斷的高燒，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黴素，每次兩千萬單位，這樣的劑量和次數只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個人完全沒有權勢，但她的抗議是完全徒勞的。
在那令人厭煩的雅爾塔冬天，她越來越思念家鄉，但醫生不讓她回國。她想，他們要把她留在那裡，可能只是因為他們因沒治好病而感到慚愧。最後，他們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個普通的醫院裡。後來她有幸被轉移到了克里姆林宮裡雄偉的宮廷醫院，那是為政府的高級官員而準備的醫院。
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再被轉移到郊區療養院，從收音機裡聽到了他突然發病的消息。斯大林逝世的莊嚴宣告幾乎使每一個蘇聯人民好幾天都陷入在極大的感情紊亂之中。
在這緊要關頭，負責江青病情的俄國警衛員、醫生和護士說，他們的領袖之死至關重要，毛主席應和其他各國首腦一道來莫斯科參加葬禮。江青告訴他們說那不關她的事，這樣重大的決定應由中共中央作出。
舉行斯大林葬禮的那天，莫斯科的氣溫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雖然沒有來，但發來了唁電。在這緊張的情況下，她仍與療養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從她的窗口看到了殯儀隊伍走向紅場，路上排隊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亂，使她感到非常驚訝。她評論說：斯大林的失敗之一，是思想上沒有為他死的那天準備群眾隊伍。
當年擔任江青翻譯的卡爾圖諾娃，在1992年俄羅斯《半人星馬座》雜誌第1至2期發表的回憶文章《我給江青當翻譯》中，這麼寫及江青第二次去蘇聯治病的情況：
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據部領導的請求，我每天都帶著斯大林的病情報告上她那兒去。對於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並去過聯盟大廈停放斯大林靈柩的大廳守靈。
有一天江青決定去看望在莫斯科長期養病的毛遠叔（即毛岸青，當時化名楊永壽）。我知道遠叔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有一段時間他的哥哥毛遠福（即毛岸英，當時化名楊永福）和他同學，我們叫遠叔「果裡亞·遠叔」，把他哥哥叫作「謝爾蓋·遠福」。但那時我們誰都不知道，他們是毛澤東的兒子。也許，除了柳芭·庫茲涅佐娃（出嫁後隨夫姓帕廖多欽娜），因為謝爾蓋同她關係很好。很難說江青對他們怎麼樣。從前她從來沒有在談話中提起過他們。而現在，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江青卻講起了謝爾蓋·遠福在朝鮮犧牲的情況（講到他時顯得那麼懷舊）。
毛遠福在大學時就是一個有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說他是有天才的，又博覽群書。我們，他的同學們，聽說回國後他曾在一些問題上與父親意見不一致。毛澤東就派他到滿洲參加土改，以便讓他深入中國人民的生活。
江青在蘇聯休養了11個月，直到1953年秋才返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