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形勢，已經與1950年不同。1951年，文藝界已經從建國之初的忙亂中走過來，開始抓批判工作。
1951年1月10日，《文藝報》載文批判了三部作品，即《憤怒的火箭》、《驢大夫》、《不拿槍的敵人》。
2月10日，《文藝報》刊載陳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長篇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
4月，報刊對電影《榮譽屬於誰》開展批判。
於是，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也就提到了日程上。
4月25日，《文藝報》發表賈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評文章《不足為訓的武訓》，打響了批判《武訓傳》的第一炮。
5月10日，《文藝報》發表楊耳的《試談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把批判之火引伸到陶行知頭上。同日《文藝報》還發表鄧友梅的《關於武訓的一些材料》。
《人民日報》在5月15日、16日轉載了《文藝報》上批判《武訓傳》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號召大家對這部影片進行深入討論。這意味著中共中央機關報注視著電影《武訓傳》。
四天之後—5月20日，異乎尋常的情況發生了，《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這是頭一遭。
社論的措辭嚴厲，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閒之輩筆下。事隔26年之後，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時，人們見到這篇社論收入其中，方知文章出自菊香書屋。
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在批判了《武訓傳》之後，筆鋒一轉，社論說了一番全局性的話，對文化界的領導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死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社論扭轉乾坤，成為全國解放後文學界第一次大規模的批判運動。
社論中還開列了長長的名單，點名批評了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這為開展大批判樹立了箭靶。
原本為《武訓傳》叫過好的《大眾電影》編輯部、戴白韜、梅朵等，紛紛登報公開檢討。就連郭沫若也牽涉進去了，因為他曾為《武訓畫傳》題籤並作序。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聯繫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查》。
電影《武訓傳》編導孫瑜、主演趙丹，當然成了重點人物，連連檢討。
崑崙影業公司通電各地，停映《武訓傳》。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紛紛發出通知，號召批判《武訓傳》。
周揚也只得順應潮流，8月8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反人民、反歷史的思想和反現實主義的藝術—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報》發表檢討文章《從〈武訓傳〉的批判，檢查我在上海文學藝術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樁頗為得意的事：她向毛澤東提出，要去山東調查武訓的歷史。她說，她是山東人，能講一口山東話，回老家活動方便，以「李進」的名字出現，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毛澤東同意了。
江青的行動計劃被周揚得知，周揚派出他的秘書鍾惦棐，協助江青工作。
《人民日報》得知這一情況，也決定派人參加。
這麼一來，在1951年6月，便由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調查團總共13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
這13人是：袁水拍（人民日報社），鍾惦棐、李進（中央文化部），馮毅之（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宇光、楊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平原省在1949年設置，1952年撤消，包括魯西、豫北、冀南等地），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段俊卿、趙安邦（中共堂邑縣委），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韓波（中共臨清縣委宣傳部）。
當江青離開北京的時候，毛澤東親自送江青到火車站，只是為了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到了火車站時，毛澤東沒有下轎車。不過，毛澤東親自為江青送行，足以表明對於江青的山東調查之行的重視和支持。
調查團在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當地知道調查團的來意，也聽說李進的特殊身份，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
調查團返京後，由袁水拍、鍾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最後經毛澤東修改，於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在《人民日報》連載，然後出版了小冊子。
為了寫《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袁水拍出了大力。毛澤東和江青曾經設家宴招待袁水拍，表示謝意。
毛澤東在1951年7月11日致函胡喬木，提及江青：
喬木同志：
此件請打清樣十份，連原稿交江青。排樣時，請囑印廠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幾個表，特別注意校正勿誤。
毛澤東 7月11日[161]
毛澤東所說的「此件」，就是《武訓歷史調查記》。
毛澤東囑把清樣連同原稿交江青，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主持這一調查的是江青。
《武訓歷史調查記》共分五個部分：一、和武訓同時的當地農民革命領袖宋景詩；二、武訓的為人；三、武訓學校的性質；四、武訓的高利貸剝削；五、武訓的土地剝削。
毛澤東對每一部分都作了仔細修改。
《武訓歷史調查記》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晉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武訓歷史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其人，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電影《武訓傳》。
批判電影《武訓傳》，對電影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據夏衍回憶說：「1950年、1951年全國年產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驟減到兩部！」[162]
夏衍還說，當時電影廠流行一句話：「拍片找麻煩，不拍保平安！」
平心而論，電影《武訓傳》在那樣大動盪的歲月中艱難地拍攝，就影片本身來說，確實顯得粗糙，也存在許多明顯的缺陷。然而，孫瑜、趙丹都是左翼電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慮到影片的歷史原因，不應該那樣粗暴地對影片大加撻伐。這種批判，實際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頭角，後來日漸發展，直至「文革」惡性膨脹。
1985年，當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之際，胡喬木作了一番講話。講話中有陶行知談及對於《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這番話，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所持的否定態度：
1951年，曾經發生過一個開始並不涉及而後來涉及陶先生的、關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在這裡討論對武訓本人及《武訓傳》電影的全面評價，這需要由歷史學家、教育學家和電影藝術家在不抱任何成見的自由討論中去解決。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儘管這個批判有它特定的歷史原因，但是由於批判所採取的方法，我們不但不能說它是完全正確的，甚至也不能說它是基本正確的。這個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編導和演員，如孫瑜同志，趙丹同志等；他們都是長期在黨的影響下工作的進步藝術家，對他們的批判應該說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拍這部電影是在黨和進步文化界支持下決定和進行的。如果這個決定不妥，責任也不在他們兩位和其他參加者的身上。這部影片的內容不能說沒有缺點或錯誤，但後來加在這部影片上的罪名，卻過分誇大了，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從批判這部電影開始，後來發展到批判一切對武訓這個人物表示過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連環畫在內的各種作品，這就使原來的錯誤大大擴大了。這種錯誤的批判方法，以後還繼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到糾正。[163]
江青對於批判電影《武訓傳》頗為得意，「鎖在煙霧中」的「奇峰」，終於「偶爾露崢嶸」。她借助毛澤東的權威，一下子使周揚、夏衍這班當年她的上司紛紛檢討，使那個給唐納寫詩的陶行知長眠地下也不得安寧，使趙丹也嘗到她的厲害。她參加武訓歷史調查團，實際上成為這個調查團的領導。她開始探頭探腦，嘗試著干預政治了。
筆者在採訪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曾任上海科學院副院長、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所長的汪猷教授（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澤東的好友）時，他談及有趣的一幕：
毛澤東來滬時，接見上海知識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趙丹亦在應邀之列。當趙丹進來時，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他來，說道：「你不就是演《武訓傳》的趙丹嗎？」不料，毛澤東此言，使趙丹頓時滿臉通紅—因為電影《武訓傳》正在挨批！毛澤東迅即發現趙丹的尷尬之狀，哈哈大笑起來，四座皆笑。趙丹亦笑，在笑聲中趙丹解脫了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