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之後的江青，繼續休養了一段時間。這時的江青，已是一副養尊處優的派頭。如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所憶：
每天早晨起來，我們衛士一定要向她問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嗎？」沒有這一聲問候，她會沉下臉一天不愛答理你。她的早飯是在床上吃，床尾有個搖把，可以把床搖起一半，帶動著她坐起身。然後照顧她擦臉、漱口，將一個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飯擺在她面前。看電影裡有些外國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飯……
她變得有些嬌了。房間裡裝了電鈴，她越來越習慣按電鈴叫衛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幹不能幹的事都願意叫衛士代勞，似乎使喚人是一種享受，是一種身份和新生活的證明。
有一次，她又按電鈴。衛士張天義匆匆趕進屋。江青慵懶地說：「把暖水袋給我拿來。」張天義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需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寧願按電鈴下命令，也不願欠欠身。張天義為此事很傷感。他說，過去我們做事，江青常常說，不用，我自己來，我自己能做。現在呢？越來越習慣於指手畫腳：你去幹什麼幹什麼，給我做什麼做什麼。[164]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而是住在北京萬壽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1950年新蓋的六幢小樓。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劉、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員居住。
她的愛好是看電影，打撲克牌，跳舞，也看點小說。
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前往杭州，江青也一起來到杭州。這次毛澤東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一直住到1954年3月14日離開杭州。毛澤東走後，江青繼續住在杭州。3月20日左右，陡然起風波，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從上海寄往杭州，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給江青。
這封匿名信，使江青嚇出了一身冷汗！
信中說：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已經被揭露，中央很快又要開始審干了。你江青有著墮落的歷史，難逃這次審干。我已經把你30年代在上海的醜行寫成材料，報告中共中央組織部。
信中很具體地寫及江青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種種風流韻事，還提到江青曾經在上海被捕自首，甚至還說江青在上海曾經秘密加入過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藍衣社！
由於當時江青在杭州，最早經手這一匿名信案件的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自2003年至2006年，筆者曾經多次採訪王芳，協助王芳的三位秘書整理出版了45萬字的《王芳回憶錄》，於2006年9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芳曾經被稱為毛澤東的「大警衛員」，因為王芳曾長期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而毛澤東特別喜歡杭州，先後來杭州多達42次，在這裡度過了800多個日日夜夜，毛澤東在杭州由王芳負責警衛。在「文革」之後，王芳先後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兼省委政法委書記、浙江省軍區第一政委。1987年4月至1990年12月任公安部部長，還擔任國務委員、武警部隊第一政委、武警部隊黨委書記。王芳因病於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歲。
■ 葉永烈在杭州多次採訪原國務委員、公安部原部長王芳
王芳告訴筆者，江青1954年的匿名信案件，當時為了保密，代號為「18號案」。王芳曾經詳細地向筆者談及「18號案」。
筆者根據王芳的回憶，專門寫了《江青的匿名信事件—「18號案」》，收入《王芳回憶錄》一書。
王芳說：「江青收到匿名信後，非常惱火，神情顯得有些緊張和不安。她先是找了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同志，談了一個上午，主要是講自己的歷史。第二天，江青找我談，也談了一個上午，也是講自己的歷史，說自己青年時期就是一個非常進步，非常堅強的革命者，現在有人誣蔑她，是別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還把匿名信遞給我看了。我看了一張紙，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遞過去。江青一臉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
王芳告訴筆者，匿名信上有一句話，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65]：「你這樣的人，現在還像蒼蠅一樣，爬在毛澤東的腳面上。」
那封信沒有署名，但是信封上寫著「華東文委」。寫信者知道江青的歷史問題，又知道江青的行蹤──在杭州休養，這表明必定是中共高層圈內人士。
儘管清查匿名信的作者的範圍不大，但是當時並沒有迅速查出。
王芳回憶說：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將匿名信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主席認為這不是什麼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虛心，得罪什麼人了，是對你不滿，有意見引起的。當時正好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七屆四中全會以後。江青一定要將這匿名信事件和那時政治鬥爭形勢掛起鉤來。她認為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間不滿、發私憤，而是一個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後來主席沒有再說反對意見，也就是默認了。
動用了主席的權威，這一匿名信案—「18號案件」的偵查工作也就升級了。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笫三書記譚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笫二書記陳毅同志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志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察。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應為許建國—引者注）負責，浙江方面由我負責。會議並對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把重點對像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偵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中共上海市委笫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匯報。
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對象，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傭人秦桂珍，她瞭解江青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不滿的話，也被列為懷疑作案對象。然而，時間拖得很長，案子還沒有結果。
當時受偵查時間最長、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賴少其引起的。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提過一個議案，要求組織上對賀子珍的生活給予照顧。
江青極其忌恨賀子珍。公安部門注意賴少其後又發現，賴少其的妻子曾菲與賀子珍一家的關係密切，並且對賀子珍的處境深表同情，而且對毛澤東1952年在上海沒有與賀子珍女兒李敏見面一事頗有微詞。另外，賴少其又恰好是在華東文委工作！
專案人員向柯慶施匯報之後，柯慶施認為曾菲「有作案的條件和思想基礎」。於是公安部門找來曾菲的筆跡。經過鑒定，曾菲的筆跡竟然與匿名信的筆跡很相似！於是，曾菲成了重點懷疑和審查對象。
然而，對曾菲進行了諸多秘密偵查，始終未發現任何證據。
其間江青催問了多次，她顯然對案件遲遲偵破不了，感到不滿意。[166]
在上海方面，參與「18號案」偵查的，還有許建國。許建國當時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據許建國說，是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把偵查任務交給他的。1954年11月，許建國被任命為公安部的副部長，離開了上海，沒有再參與「18號案」偵查工作。
在王芳領導下，核對了800多人筆跡，未能偵破此案。六年之後，「18號案」的偵破，事出偶然。王芳回憶說：「一直到1962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原來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167]
林伯渠又名林祖涵，中共元老：1920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1921年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冬至1948年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被人稱為「延安五老」之一。解放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0年5月29日病逝於北京。
林伯渠曾經有過四次婚姻：他的原配夫人叫司馬殿英，是由父母指腹為婚，於1910年病逝。司馬殿英去世之後，林伯渠與小學教師伍復明結婚。林伯渠到中央蘇區後，與范樂春結婚。范樂春1928年參加閩西金砂暴動，曾任永定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紅軍長征時，她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方方等在閩西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病逝於閩西。林伯渠進入延安，與朱明結識，在1945年5月和朱明結婚。
朱明（1919—1962），原名王鈞璧，安徽定遠縣人。
在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和匿名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了。
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一夥仍將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王芳回憶說：
我記得那年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主席回北京之後，林伯渠和夫人朱明來杭州住了五六天，是我負責接待的。我幾次去住地看望他倆，對他倆很尊重，很熱情。
當時江青身邊缺少一個人陪她，是我讓朱明的女兒去陪她的。當時江青對我這樣的安排並無不滿。但是事後江青這樣多心的人，不會不懷疑。因為朱明給江青的匿名信很可能是那次住在杭州時寫成的，到了上海後發出的。[168]
這裡需要補充一句的是，林伯渠到延安之後，曾經於1937年與李俊在延安結婚。由於兩人不合，於1941年離異。所以朱明實際上是林伯渠第五任妻子。可能由於朱明自殺的緣故，紅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傳》，隻字未提朱明。
宋慶齡在1960年6月13日一封書信中寫及：「我很傷心地告訴你，原陝甘寧主席林老，上個月二十五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臟病，現埋葬在這裡的八寶山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虛弱的雙手捧著他的骨灰盒，而我們在後面走著，這情景真是感人。」[169]宋慶齡提到的林伯渠妻子，就是朱明。
前文寫及，江青赴蘇聯治病時，林伯渠的女兒林利（當時叫李利）擔任江青的翻譯，與江青朝夕相處。在「文革」中，林利被江青投入監獄，單獨監禁達七年零四個月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