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盤算著，怎樣擠進上海文藝界。他悄然把那13篇批胡風的文章，整整齊齊剪貼成一本。在他看來，這已成了他進入上海文藝界的敲門磚和墊腳石。
1956年，春風徐徐吹拂著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冊自己裝訂的剪報集，步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大門。
姚文元來到設在那裡的《文藝月報》編輯部，希望成為那裡的一名編輯。
非常遺憾，《文藝月報》編輯部答覆說，已有三位文藝理論編輯，滿員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張春橋。自從他挨批判之後，聽說單位領導已把他的情況跟《解放日報》打過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張春橋。此刻，他想，進不了《文藝月報》，能不能進《解放日報》？
又非常遺憾，張春橋已於1955年秋調離《解放日報》社，家也從香山路搬走了。
在電話裡，張春橋告訴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協正在籌辦《萌芽》半月刊，準備在今年7月出版創刊號。那是個青年文學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裡最合適。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說一聲……」
在患難之中，張春橋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終於，在1956年5月，姚文元被借調到《萌芽》編輯部。所謂借調，是指姚文元仍屬中共盧灣區委幹部編製，暫時借往《萌芽》雜誌社工作。
姚文元如願以償，哼著歌兒前往《萌芽》編輯部。
不過，到了那裡，這位「青年文藝理論家」小受委屈：分配他當詩歌編輯—他對詩一竅不通。
好在只要當上編輯，也就很不錯了，姚文元並不計較。在他看來，《萌芽》的牌子要比什麼「盧灣區委職工教育科長」響得多。他寫信，愛用印著「萌芽」綠字的信封；他寫稿，愛用印著「萌芽」的稿紙……
走出審訊室的姚蓬子，得知兒子陞遷，格外的欣喜。他笑著對兒子說：「這叫『子承父業』！整整25年前—1931年1月，左聯在上海創辦了《萌芽》文藝月刊。主編是魯迅，我是兼職編輯。也就在我編《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來，你竟跟《萌芽》雜誌同齡！真想不到，25年後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編輯，巧，巧，真巧……」
姚蓬子撫今追昔，感歎起來：「很可惜，當年的《萌芽》只辦了五期，就給國民黨查禁了。後來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關門了。……唉，唉，想不到，你會成為新《萌芽》的編輯。你不要為當詩歌編輯不高興。如果叫我當，就會高興得跳起來。我像你這樣的年紀，整天愛讀詩，寫詩。唉—，詩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囉，再沒有心緒寫詩了……」
說到這裡，姚蓬子感傷起來，長吁短歎，懊惱而頹唐……
姚文元終於結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1955年6月18日，他在《新聞日報》發表了《要用鐵的心腸消滅敵人！》之後，他的名字在報刊上消失了。1956年6月30日，他的名字重新出現在《解放日報》上，題為《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
中國的「階級鬥爭」的風，總是一陣一陣的。1956年是個夾在兩陣風之間的年頭—1955年的「反胡風」鬥爭，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56年是中國政治氣候緩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這一年召開，明確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一方面因為挨過批判受過整，重新復出的姚文元，寫文章不那麼「左」了。
就拿他復出後的第一篇文章《百家爭鳴，健康地開展自由討論》[152]來說，毫無火藥味：
「……首先就要反對意氣相急，反對粗暴武斷，反對不能忍受批評，反對不重視學術問題上真正的研究和爭論的作風。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這條指示，應當成為開展自由討論中的座右銘。……」
姚文元要把「不靠嚇人吃飯」、「靠科學吃飯」作為「座右銘」，這真不容易哪！
1956年6月30日姚文元的文章在報上復出以來，他的棍子暫且收了起來。他這時發表的雜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對生活冷淡的人》、《學習魯迅反八股和反教條主義的精神》、《僮族青年的歌聲》、《從拒絕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談獵奇心理》、《致埃及兄弟》、《電車上的雜感》、《館子裡的雜感》……
復出半年以來，姚文元的腳跟漸漸站穩。
[129]1986年8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作家王若望。
[130]1986年8月30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作家王若望。
[131]據陳東林：《馮雪峰與姚文元父子》，《黨史博覽》2003年第2期。
[132]1988年3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3]1988年3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姚蓬子胞妹姚舞雁。
[134]1986年7月11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老作家任鈞教授。
[135]也有人稱，姚蓬子的入黨介紹人是宣中華，但是宣中華於1927年4月17日犧牲於上海龍華，而姚蓬子的入黨時間為1927年年底。
[136]有人稱姚蓬子擔任「中共華北特委書記」，但是並無確證，而姚蓬子任「河北交通」，則見諸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
[137]姚克：《「四人幫」中的二位捨親》，《上海灘》1996年12期。
[138]1988年2月29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樓適夷。
[139]1988年9月8日下午，葉永烈採訪施蟄存於上海。
[140]經查閱檔案材料，湯靜逸曾於1967年11月6日寫了《關於姚蓬子叛充反動派文化特務的情況》，1968年1月12日寫了《有關姚蓬子和中統的關係問題》。
[141]1987年10月13日，葉永烈採訪國民黨中將湯靜逸於上海。
[142]1988年2月29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樓適夷。
[143]1992年10月10日採訪。
[144]孟真：《中統與我》，載《中統內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5]1988年2月29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樓適夷。
[146]實際上那三層樓房是建在英籍商人哈同的土地上，按照合同，房屋產權在1954年12月31日起歸哈同公司所有。
[147]陳東林：《馮雪峰與姚文元父子》，《黨史博覽》2003年第2期。
[148]陳佐輝、董生甫：《大同中學地下黨開展革命文化活動片斷》，《上海文史》1991年第3期。
[149]1986年9月7日，葉永烈在上海採訪姚文元的入黨介紹人崔震及支部書記冒金龍、孫尚志。
[150]據陳東林：《馮雪峰與姚文元父子》，《黨史博覽》2003年第2期。
[151]1986年9月7日，葉永烈採訪姚文元的入黨介紹人崔震及支部書記冒金龍、孫尚志。
[152]1956年6月30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