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姚文元在父親的提攜之下，見過魯迅，見過瞿秋白，可是那時的姚文元乳臭未乾，尚在牙牙學語之際。然而，胡風給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讓兒子給胡風送稿子、送清樣、送書，十幾歲的姚文元已經知道什麼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兒子當作交通員，為的是讓兒子早早結交文藝界巨星。
每當胡風來作家書屋閒坐，姚蓬子也總是把兒子喊來作陪旁聽大作家的高談闊論，以求受到文學的熏陶。
自從《百煉成鋼》告吹之後，姚文元把目光轉向胡風。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樓的書房裡，翻找著胡風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師，指點著他怎樣研究胡風著作。
在機關裡，姚文元傳出風聲，他要給機關幹部作一次文藝講座：論胡風文藝思想。
大抵由於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著以筆代口，寫起長長的講稿。因為是為機關裡準備講座，所以他在上班時間，也忙於寫講稿。
其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姚文元哪裡會把給機關幹部作講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勁地寫一部厚厚的文藝理論著作：《論胡風文藝思想》。
他想，長篇小說《百煉成鋼》出不了，出版一部長篇文藝理論著作也能在文壇嶄露頭角。
說實在的，姚文元的運氣實在太糟糕：就在他對胡風文藝思想心領神會、爛熟於胸，就在他的《論胡風文藝思想》寫得差不多的時候，忽然文壇風向大變！
在1954年下半年，中國文壇風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紅樓夢》中的研究觀點，遭到了批判。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先後召開了八次聯席會議。漸漸地，批判的矛頭轉向了胡風。周揚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風觀點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
讀著周揚的報告，冷汗濕衣衫，姚文元先是震驚，繼而沮喪，辛辛苦苦寫成的《論胡風文藝思想》一書，不言而喻，泡湯了！
細思量，姚文元卻又暗自慶幸起來：多虧他的講座還沒有講，講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須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講出去的話，發出去的文章，如同潑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驚過去了。沮喪過去了。慶幸過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為姚文元，在這關鍵的時候，顯示了他的特點。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親一樣，最拿手的好戲，莫過於「反戈一擊」！
別以為直到「文革」，才發明「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諳熟「反戈一擊」之法。
姚文元在1956年7月24日《新聞日報》上發表的《理論家和牆頭草》一文，倒是他的絕妙的自我寫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寫了這麼一位「貓先生」：
那天晚上，貓先生的願望在夢中實現了。他夢見自己變成一棵根扎得很淺的野草插在短牆上，在風中得意的搖擺。東來西倒，西來東倒，一點也不受拘束。他樂得唱起歌來：
我是一個最優秀的理論家，
什麼風浪襲來我都不害怕，
因為我已變成一顆（應為棵—引者注）牆頭草，
哪邊風大我馬上往那邊斜……
歌未畢，突然一股強烈的風從南方吹來，他就順著風向猛烈的向北傾斜，幾乎成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確性；可是他斜得太厲害，本來很淺淺的根竟有一小半從土中脫出來了；這時北方又吹來一股大風，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彎腰，這一下彎得太厲害，竟把根全部從淺淺的土中拔起來，沒有等到第三次彎腰，他就搖搖晃晃從牆頭一頭倒栽下來。
「救命！」理論家大喊起來，渾身滲透了淋淋的冷汗，連毛都粘在一起了……
這位「理論家」貓先生是誰？正是姚文元自己！
見風使舵，已成為姚文元的「理論」的訣竅。這位「理論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從「頌胡風」一下子倒向「反胡風」。
姚文元對胡風打了第一槍—在北京《文藝報》1955年第1、2期合刊上，發表了《分清是非，劃清界限！》一文。
這是一篇以《文藝報》通訊員的身份寫的文章，口氣卻不小，不僅胡風受到斥罵，而且連《文藝報》也捎帶著被批評了一通：
老實說，我對《文藝報》最大的意見之一，就是沒有對胡風先生的理論進行持續的徹底的鬥爭。胡風的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文學理論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藝報》只公開發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兩篇文章後就停止了。實際上幾年來問題一直存在……胡風先生已經站到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去了，已經站到侮誣蔑黨的立場上去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我是一個《文藝報》的通訊員。我認為《文藝報》的通訊工作（特別是近一年來）是有嚴重的錯誤和缺點的。據我的看法，錯誤的主要表現就是忽視新生力量，不相信群眾中會提出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這種驕傲自滿的權威情緒終於使通訊員和《文藝報》的聯繫一天天削弱，使《文藝報》日益脫離廣大群眾……
姚文元此文寫於1954年12月16日深夜，是「看到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周揚同志的《我們必須戰鬥》一文以後，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風先生的觀點劃清界限」，於是急急忙忙趕著政治浪潮而寫。他自命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風運動中大顯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