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終於在一片爆竹聲中成為過去。
「一江春水向東流。」重慶的大員、要員，像從麻袋裡倒出來似的，傾瀉在上海。
曾任中統局第四科科長、秘書以及內調局主任秘書的孟真，在重慶的時候與姚蓬子常有來往。據孟真回憶，在姚蓬子離開重慶之前去看望他，「時已近午，他還高臥不起，原來昨宵雀戰（打麻將）黎明方歸。我問他：『走不走？』他兩手一攤：『像我這樣的生活，還能走到哪裡去？』」[144]
雖說當時重慶到上海的飛機票極度緊張，頭腦靈活的姚蓬子後來還是弄到飛機票，前往上海。姚文元則和母親周修文、妹妹姚文華乘坐木船，一路千辛萬苦，在三個月之後到了上海。
姚蓬子的作家書屋終於東遷了。1945年底，在上海福煦路中段（今延安中路）和同孚路（今石門一路）路口，換下了「南洋煤球廠」的牌子，高懸起「作家書屋」四個大字。
上海南洋煤球廠，本是姚蓬子妻子周修文親戚的產業。姚蓬子看中南洋煤球廠地處鬧市，便借了下來，樓下作為作家書屋門市部，樓上作為編輯部兼職工宿舍。
熟人好辦事。姚蓬子一到上海，便去拜訪上海市警察局局長宣鐵吾。宣鐵吾也是浙江諸暨人，跟姚蓬子是同鄉。當然，更要緊的是，宣鐵吾知道姚蓬子乃徐恩曾手底下的人，彼此彼此。當姚蓬子請求「多多關照」的時候，宣鐵吾滿口答應。
宣鐵吾給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掛了電話。當姚蓬子邁進吳開先的辦公室的時候，見到吳局長瞇著笑眼，像吃了定心丸似的。
果真，承蒙吳局長恩典，姚蓬子得到了在上海安身立足的最要緊而又異常緊俏的東西—紙。
那時候的紙，有公家供應的平價紙，有黑市的議價紙。議價紙比平價紙貴好多。姚蓬子從吳開先那裡居然弄到了大批平價紙。
姚蓬子手中有紙，心中不慌。作家書屋在上海開張了。
姚蓬子這人，大大咧咧，懶懶散散，常給人隨和的印象，不拘小節。其實，他是個表面糊塗，骨子精明的人。雖說「士不言利」，而他卻精於賺錢獲利之道。
他在弄到大量平價紙之後，不急於排印新書，卻從重慶運來大批紙型。那些書過去在重慶出過，而對於上海讀者來說是新的。紙型現成的，省去了排字費，印刷又快。於是，作家書屋的櫃架上，一下子出現一大批新印的書。
腳跟總算站穩了。姚蓬子一邊開始在上海排印新書，一邊把妻子、兒子、女兒接來上海。
章含之在她所寫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曾憶及當年的作家書屋印象：「1946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戲院附近的作家書屋，不花錢地坐在取書的小梯子上看書架上的書。巴金的《家》、《春》、《秋》，徐訏的《風蕭蕭》，以及無名氏的《塔裡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時坐在作家書屋的小梯子上看的……」
小小年紀的章含之，未曾上樓。作家書屋的樓上，則是另一番景象：姚老闆的桌子上，安裝了幾部電話機。他已毫無詩人的靈感，卻充滿投機商人的銅臭。紙張緊俏，他就做倒賣紙張的生意。黃金緊了，公債緊了，股票緊了，他也投機其中。什麼玩藝兒能賺錢，他就做什麼買賣。他只有一個目的—把金燦燦的、白花花的、沉甸甸的那些東西弄到手，就行！[145]
姚文元住在二樓的亭子間裡。他生性孤僻，總是鑽在亭子間裡看書，很少理人。他跟店裡的職工幾乎不打招呼。他的眼睛總愛朝上翻。
我走訪了當年作家書屋的職工，他們說起姚蓬子待人之苛，令人驚訝。
那時姚蓬子雇了十幾個職工，他成了道道地地的老闆。作家書屋的一個老職工生肺病死了，姚蓬子把他一腳踢開，什麼撫恤金，沒門兒！一位在作家書屋工作多年的學徒回憶道：「我那時候十幾歲，在鄉下生活不下去，到作家書屋當學徒，站櫃檯。姚蓬子只給我吃飯。每月的零用錢，只夠理一次發，買一根油條。他剋扣職工工資是很出名的。店裡的職工流動性很大。稍微有點門路的，找到別的工作，就走了。剩下的就像我這樣的人，沒有門路，只好聽任他剝削。物價飛漲，每一次職工要求增加工資，都要跟姚蓬子鬥。他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答應增加一點工資……」
最有趣的是，每逢新書出版之際，姚蓬子是很怕見作者的。他再三關照職工，作者來了，要趕緊告訴他，他馬上躲進廁所。這樣，職工便可以對作者說，老闆不在家，稿費改日再付！
一拖再拖。等到作者終於找到姚蓬子，拿到稿費，那時物價已漲了幾倍了。
姚家向來喜歡雇同鄉窮婦作傭人：一是同鄉捏在他的手心之中，倘有不軌，「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可以追查到家鄉；二是鄉下窮人好欺，給碗飯吃就夠了。
據曾在姚蓬子家做過五年傭人的錢亞芬回憶：五年之中，姚蓬子沒有給過一分錢工資！1931年，當姚文元滿月的時候，姚家親戚前來賀喜。錢亞芬抱著姚文元給姚家親戚們看，人賞給她幾十個銅板。第二天，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就從錢亞芬手中拿走了這些賞錢，只給她三個銅板。後來，當錢亞芬終於離開姚家時，她的身邊只有這三枚銅板而已！
姚蓬子的吝嗇，在親戚中也是出名的：家鄉來了親戚，住不了幾天，就得趕快開步走。姚老闆的面孔是鐵青的。親戚多住幾日，他便會下逐客令，唯恐親戚多吃了他家的飯菜！
他總是說自己窮。他也確實一副窮相：西裝已經又舊又破，他還天天穿著……
物價像火箭般騰飛。讀者連肚子都餵不飽，哪有錢買書？書店的生意日趨蕭條，上海各出版社、書店都掙扎在死亡線上。
作家書屋也幾乎不印新書了，門市部門可羅雀。
就在這艱難時世，姚蓬子卻漸漸變闊了：本來，一直穿一身破西裝，如今添了嶄新的狐皮袍；本來，一直跟店裡職工一起吃「大鍋飯」，如今另起小灶……
解放前夕，最令人震驚的消息傳出來了：姚老闆要搬家啦！
姚老闆要搬到哪兒去呢？
原來，上海一個大資本家叫林伯輝，在市中心靜安寺附近新造了一批三層樓房，名曰「林村」。姚蓬子居然拿出燦燦金條，買下林村的一幢三層樓房[146]，全家搬了進去！
姚老闆怎麼會這麼闊起來的呢？
原來，他不再靠印書賺錢，他靠著宣鐵吾、吳開先，大量購進平價紙，然後以議價在黑市拋售，轉手之間，賺了大錢！
姚蓬子居然請得動宣司令大駕，在作家書屋樓上打麻將！打麻將時他常常輸，把一沓沓鈔票塞進司令的衣袋。自然，司令也就更加慇勤地關照他了。
姚蓬子也給自己留下後路，他跟馮雪峰打交道，跟潘漢年打交道。
大抵是物以類聚的緣故，丁玲前夫馮達有著和他相似的經歷，這時與他常來常往。
姚蓬子雖說發了財，卻成天價雙眉緊鎖，沒有一絲笑臉。每天打開《申報》，愁雲便飄上他的心頭：中國共產黨指揮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推進，步步得勝，眼看著便可唾手而得中國大陸，上海遲早要落入中共手中。
他，憂心忡忡。他曾聽說，前幾年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搞過肅反，對叛徒是毫不手軟的。
眼下，國民黨政府大廈已搖搖欲墜，不能再作為靠山了。他，一旦落入共產黨手中，縱然手中有錢，日子也是難熬的，因為他畢竟不是一般的書店老闆，他有著那樣一段抹不掉卻又令人心焦的歷史。
心境不好，使他脾氣變得暴躁，動不動，他就要發一通無名火。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獨養兒子姚文元身上，望子成龍。
在姚文元之後，周修文生過二女一子。
大女兒叫姚文華。
二女兒是在1937年生的。生下不久，正值「八一三」日軍突襲上海，姚蓬子把出生才幾個月的二女兒送回諸暨老家。在缺醫少藥的鄉下，二女兒死於腦膜炎。
來到重慶之後，周修文在北碚生下一個兒子，曾使姚蓬子興高采烈。這小兒子上小學一年級時，染上麻疹，轉為肺炎，死了。
於是，姚文元成了姚蓬子唯一的兒子，成了他的掌上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