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從重慶回到上海之後，於1946年夏進入上海藝術師範附屬中學繼續上初中。然而姚文元在上海藝術師範附屬中學參加學生政治活動，這引起了姚蓬子的嚴重不安[147]：
藝中隔壁是務本女中，兩校為校舍常常發生糾紛。藝中校方就藉機挑動學生起來鬧事。姚文元和許多學生一起參加了罷課請願風潮，他甚至敢於帶頭出來和教育局的處長「說理」。最後他們才明白是被校方利用並最終出賣了。但是，姚文元的最大收穫是，他的表現引起了學校進步學生王克勤、顧志剛的注意。他和一些進步學生經常通信往來，還給一個自辦的雜誌《新生》投稿。
在投機政治中吃了苦頭的姚蓬子，堅決反對姚文元再走從政這條路。有一次，姚文元寫給同學的一封信，因地址寫錯被退回。姚蓬子看到信中對政局不滿，就嚴厲警告他：「你不要隨便寫來寫去，搞政治會搞出事情來！」初出茅廬的姚文元當然不服氣，也不知道父親參加過中共又自首的經歷，兩人經常發生激烈爭吵。
1947年，姚文元初中畢業，總算可以離開上海藝術師範附屬中學，使姚蓬子鬆了一口氣。姚蓬子期望兒子能夠考上上海最好的中學—上海中學。雖然姚文元未能如姚蓬子所願，但是姚文元考上了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一院（今大同中學），那也是在上海很有名氣的一所中學。
雖說姚家離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一院頗遠，但是為了兒子的前途，姚蓬子讓姚文元每天來來回回擠公共汽車也無所顧惜。
兒子進了「大同」，姚蓬子總算放心了。兒子居然在課餘還寫起長篇小說來，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親所企望的和兒子所追求的是同一個目標—做作家，做大作家。儘管姚文元跟父親一樣，並不是寫小說的料—姚蓬子畢生沒有寫出過好小說，姚文元畢生沒有發表過小說。
不過，作為作家的姚蓬子，為兒子培養了一個很好的習慣：從15歲起，姚文元就堅持每天記日記。
幾十年來，姚文元一直恪守父親的教導，從不間斷地記日記。
即便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成為中央首長之後，忙得不亦樂乎，他仍忙裡偷閒，寫下日記。
後來，姚文元成為「階下囚」，他在牢房裡仍每日寫日記。
不論歷史對姚文元如何評價，姚文元畢竟已經深深捲入中國當代史上許多重要事件。姚文元的日記，成了這些重大事件的重要記錄，因而富有史料價值。
筆者以為，將來在合適的時機，《姚文元日記》會分批出版。《姚文元日記》，將成為姚文元一生的重要著作。
誠如周佛海，人生道路崎嶇，但是此公也數十年堅持記日記。如今，分捲出版的《周佛海日記》，已經成為歷史學家研究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追根溯源，姚文元從小養成記日記的習慣，不能不歸功於父親姚蓬子的引導。
1948年寒假裡發生的一樁事，使姚蓬子深為不安。
那是1月28日晚上，大同中學一個姓王的同學突然來到了作家書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學校去。
姚蓬子以為兒子返校開什麼會，不料，第二天，兒子很晚才回家，說學生證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盤問，才知道兒子參加學生運動去了。
那時，同濟大學成了上海學生運動的中心：由於學校的訓導處開除了幾名進步學生，上海同濟大學全體同學從1月18日起實行罷課，並決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請願。1月29日，上海27所學校5000多名學生雲集同濟大學，歡送代表團赴南京請願。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派出3000多名軍警前往鎮壓，逮捕200多名學生。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聲稱要解散同濟大學。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濟學生的27所學校之一。這一學生運動發生在1月29日，稱為「一·二九」事件。
那個姓王的同學，叫王壽根，中共地下黨員。
「胡鬧！」姚蓬子聽說兒子被同學拉去參加遊行，頸部根根青筋怒脹。
「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多；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姚蓬子擺出老資格，訓斥17歲的兒子道，「你給我老老實實讀書。你將來靠讀書吃飯，不是靠遊行吃飯！」
說實在的，姚蓬子吃夠了「革命飯」。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麼。眼下，他的寶貝兒子要重蹈他的覆轍，他不由得怒火中燒。
他告誡兒子，不許再參加學生運動。
此後的報上，關於學生運動的報道中，不斷出現「大同大學附中一院」字樣，使姚蓬子暗暗為兒子擔心。
確實，大同中學是中國共產黨地下活動十分活躍的中學。據記載：「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支部和共青團組織。1938年校內已有中共黨員。1940年重建黨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已經有學生黨員三十一名……」[148]
由於參加學生運動，1948年2月3日，姚文元被大同大學附中一院張榜開除。由於中共地下黨員王壽根的幫助，姚文元得以轉入上海滬新中學繼續念高中。
滬新中學，亦即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上海第一流的中學。日軍侵佔上海時，取締了作為「江蘇省立」的上海中學。該校遷至法租界順昌路，更名為滬新中學，意即「新的上海中學」。
抗戰勝利後，上海中學復校，滬新中學成為上海中學的一個部分。由於上海中學在上海郊區，而滬新中學在市區，報考滬新中學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學多，儘管上海中學校舍寬敞舒適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當時的滬新中學擁有一千多名學生，分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級甲班。
正當姚蓬子為兒子進入滬新中學而高興的時候，不料，就在開學的那一天—1948年9月1日，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學回來，姚文元剛剛放下書包，臉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輕聲地附在父親耳邊說：「爸爸，有件要緊的事，告訴你。」
有什麼要緊的事呢？
姚文元向父親說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滬新中學上學，一眼就認出跟我同桌的同學。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卻說自己叫『崔震』[149]。」
「你怎麼會知道他本來的名字？」姚蓬子頓時警覺起來，因為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知道哪些人物是經常改名換姓的。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姚文元說道，「在大同附中時，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學生的領隊，所以我認得他。那時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過，他就被大同附中開除了，我就沒有看見他了。他是共產黨……」
「你怎麼知道他是共產黨？」姚蓬子問兒子。
「他是大同附中學生運動的頭頭。他被開除以後，許多同學都說他是共產黨。」
「你沒有告訴他—你認得他？」
「沒有。我們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認識我。我猜出他為什麼進滬新中學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說穿。」
又過了幾天，姚文元告訴父親，崔震正巧住在我們家不遠，放學時跟我同路。我們一起上課，一起回家。
不過，姚蓬子這一回並沒有反對兒子與那個中共地下共產黨員來往。不言而喻，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逼近上海，中國共產黨贏得全國勝利，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姚文元喜歡看書。他的書包裡，裝著高爾基的小說，魯迅的雜文集，悄悄在課桌上翻閱。自然，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沒幾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學們熟悉之後，彼此取起綽號來了。貧嘴的同學孫志尚，給姚文元取了個雅號曰「搖頭飛機」—因為姚文元八字腳，走起路來搖搖擺擺，正巧他又姓姚，跟「搖」同音。
在放學途中，姚文元對崔震說：「他們取笑我八字腳，其實，他們哪裡知道，我的雙腳為什麼朝外翻？那是抗日戰爭的時候，我父親在重慶開進步書店—作家書店，要跟許多左翼作家聯繫，重慶是山城，我天天跟父親一起東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腳爬成了八字腳！」
「你的父親是……」
「我的父親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腳」為由頭，姚文元大加發揮，說出了心中想說的那些話，「我父親是魯迅的戰友。瞿秋白、馮雪峰、胡風，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家的常客。我受父親的影響，對民族解放運動早就非常嚮往……」
聽了姚文元的話，崔震雖然不動聲色，但是暗暗記在心中。
崔震向黨支部作了匯報。
那時，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黨組織正在大力發展新黨員。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滬新中學地下黨支部的發展對像名單之中。
幾天之後，姚文元悄然把入黨申請書塞到崔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