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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鈔票幫助了作家書屋

1938年10月25、26、27日這三天,漢口、武昌、漢陽相繼落入日軍手中。

蔣介石逃往陪都重慶苟安,姚蓬子緊跟緊追徐恩曾,帶著妻子以及7歲的兒子姚文元也逃往這座山城。

明裡,姚蓬子掛著《新蜀報》副刊主編的頭銜。

暗裡,姚蓬子依然幹著中統特務的勾當,與徐恩曾保持著單線聯繫。

關於姚蓬子在重慶依然是中統特務,有著兩份鐵證。

徐恩曾的秘書袁逸之,曾寫下這樣的回憶:「1939年,我在重慶國府路282號,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曾家任他的私人秘書,約在5、6月的一天晚上,特務頭子徐恩曾,交了300元法幣給我,對我說:『姚蓬子明天來家,你把錢給他。』第二天上午10時左右,看門副官王積善上樓來對我說:『姚蓬子來見你,要不要見他?』我說:『叫他上來。』王引姚上樓來見我。我把徐交的錢給了他,他卑躬屈膝的樣子對我說:『袁秘書,謝謝你。』在抗戰這段時期,姚蓬子從漢口撤退到重慶,表面上仍打著左翼文化人的招牌在社會上闖,而暗裡卻單線直接和特務頭子徐恩曾聯繫,供特務機關使用。」

另一位歷史的見證人,則是國民黨中統局本部秘書、重慶區區長張文,他也還記得:「1939年至1940年期間,在設於重慶川東師範的中統局本部,我曾幾次碰到姚蓬子。當時我任中統局第一組第二科長,曾受姚蓬子之托,代他向徐恩曾要到一筆津貼。」

從叛徒到中統特務,姚蓬子的「軌跡」是清清楚楚的。

不過,姚蓬子畢竟是聰明人。這時候,共產黨的勢力蒸蒸日上,中國的未來必是赤旗的天下,已是十分明顯的了。姚蓬子不能不為自己的未來著想。瞻念前途,不寒而慄,他想為自己留條退路了。

1939年5月,日本飛機對重慶進行大轟炸,姚蓬子和8歲的兒子姚文元被壓埋在炸垮的防空洞中,差一點昏過去。當空襲結束,姚氏父子從防空洞裡鑽出來,滿街是斷垣殘壁和死屍。當他們回到家中,發現所租房屋破損,財物被賊人趁亂洗劫一空。姚蓬子無奈,只好在重慶遠郊北碚鄉一個叫金銀崗的村子裡,租了商人兼地主王老闆的一間房暫且容身。

姚蓬子陷入困境。

對於姚蓬子來說,當詩人吧,寫詩那點稿酬,如鬍子上的飯粒;當作家吧,寫什麼呢?寫左翼作品,徐恩曾不會放過他。寫反共作品,會遭左翼作家白眼。辦刊物吧,難!在南京,丁玲與徐恩曾那一段對話,丁玲轉告過他,他是清清楚楚的。

穩而又妥的,還是開書店。進,可以自己印書出書;退,還可以銷售別人印的書。不論進退,都可以賺錢。

他囁嚅著,向徐恩曾吐露了自己的打算:開設一家書店,「獨立謀生」去。

出乎意外,徐恩曾痛快地答應下來,而且還借給他一筆款子。

姚蓬子千恩萬謝,接過這些新鈔票,再三聲言:一旦書店站穩腳跟,有所盈利,日後定然連本加息奉還!

於是乎,重慶白象街頭冒出「作家書屋」的嶄新招牌,經理便是「左翼作家」姚蓬子。

這個書屋,兼出版社和書店於一身;姚經理,則兼編輯和老闆於一身。

作家書屋既出書,又賣書。

姚蓬子靠著徐恩曾的資助,終於在山城重慶有了立足之地。他打心底裡感激徐恩曾—姚文元的乾爹。

殊不知徐恩曾乃是一隻老狐狸,姚蓬子竟被他蒙在鼓裡。

原來,徐恩曾那時手中的新鈔票正愁甩不出去呢!他樂得資助姚蓬子,以圖日後償還。

徐恩曾神通廣大,他手下的中統特務獲悉重要情報:中央銀行的鈔票,曾委託上海中華書局代印。在日軍攻佔上海之際,這批印鈔票的銅版匆匆運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落入日軍之手以後,銅版被日本特務運回上海,在那裡大量印刷。

徐恩曾跟日本特務機關掛上了鉤,悄然把日軍印製的假鈔票,運往重慶,搶購物資。徐恩曾從中發了大筆橫財。自然,從中瓜分一些給日本特務。

徐恩曾手中有的是錢,他借給姚蓬子的大沓新鈔票,乃假鈔票也(據作者採訪當年作家書屋的職工)!

直到1943年秋,中統的對頭—軍統頭頭戴笠,從浙江緝私處長趙世瑞那裡,獲知兩艘路過杭州的商船裝有大量假鈔,而船長持中統的證明文件不許任何人上船搜查。

戴笠命軍統特務截船,把鈔票空運至重慶。經中央銀行鑒定,證明皆為偽幣。

戴笠立即密報蔣介石,告了徐恩曾一狀。

蔣介石在盛怒之下,撤了徐恩曾的中統局局長職務。

徐恩曾倒台了。然而,借助於假鈔票開張的作家書屋卻沒有倒閉。

姚蓬子畢竟在文藝界人頭頗熟,拉稿頗有手腕,從名家手中弄到不少書稿。他算不上一個有實績的作家,倒是一個會賺錢的出版商—他把目光盯在名作家身上,知道名家的書有號召力,易銷,也就易賺錢。

1942年6月24日,重慶的《新民報》上,刊載了老捨的《姚蓬子先生的硯台》一文,可以說是當年作家書屋老闆姚蓬子的生動寫照。文章短、幽默,全文照錄於下,以饗讀者:

作家書屋是個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裡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後再親自去索問,你就必定不說我扯謊了。

進到書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書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裡藏著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頭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簡單的說吧,他被稿子埋起來了。當你要稿子的時候,你可以看見一個奇跡。假如說草稿是十張紙寫的吧,書屋主人會由枕頭底下翻出兩張,由褲袋裡掏出三張,書架裡找出兩張,窗子上揭下一張,還欠兩張。你別忙,他會由老鼠洞裡拉出那兩張,一點也不少。

單說蓬子先生的那塊硯台,也足夠驚人了!那是塊無法形容的石硯。不圓不方,有許多角兒,有任何角度。有一點沿兒,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圍翹起,中間的一點凸出,如元寶之背,它會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亂轉,還會一頭高一頭低地傾斜,如波中之船。我老以為孫悟空就是由這塊石頭跳出去的!

到磨墨的時候,它會由桌子這一端滾到那一端,而且響如快跑的馬車。我每晚十時必就寢,而對門兒書屋的主人要辦事辦到天亮。從十時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響—到夜最靜的時候,大概連南岸都感到一點震動。從我到白象街起,我沒做過一個好夢,剛一入夢,硯台來了一陣雷雨,夢為之斷。在夏天,硯一響,我就起來拿臭蟲。冬天可就不好辦,只好咳嗽幾聲,使之聞之。

現在,我已交給作家書屋一本書,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費幾十元,送給書屋主人一塊平底的,不出聲的硯台!

哦,老捨在20世紀40年代所寫的姚蓬子的故事,跟施蟄存在80年代講述的姚蓬子的故事,如出一轍。在生活中,姚蓬子的隨隨便便、嘻嘻哈哈、邋邋遢遢、馬馬虎虎是出名的。

自從辦起作家書屋,姚蓬子便混跡於左翼文人的陣營。遇見老熟人,問起他這幾年的遭遇,他便長歎一聲:「唉,唉,當時在南京,我發表那《宣言》,也是迫不得已、言不由衷呀!落到那種地步,不來個『假自首』,腦袋就要搬家!那些年,我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可不,如今我獲得『自由』,就『過來』了。」

他,見一個,說一個,發表著他的新的「宣言」。

雖說他再也無法重新混入共產黨,但是他的「宣言」還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居然又常常出現於左翼文人的聚會。他不斷地出版左翼作家們的著作,給作家書屋塗上了一層革命的油彩。

最使姚蓬子得意的是,馮雪峰住到作家書屋裡來了!

馮雪峰是中共在文藝界的重要領導人。1941年,被國民黨逮捕。當時,他化名馮福春,國民黨警察局並不知道此人即馮雪峰。他被關入江西的上饒集中營。他在集中營裡病重。消息傳到上海,然後傳到延安。毛澤東和陳雲得知之後,馬上發電報給在重慶的周恩來和董必武。

幾經曲折,終於由宦鄉設法,把馮雪峰從上饒集中營裡保釋出來。

馮雪峰從江西取道桂林,來到重慶,見到了周恩來。考慮到馮雪峰尚屬保釋,國民黨當局隨時可以重新逮捕他,黨組織便叮囑馮雪峰以灰色的面目,在重慶養病。於是,看中了作家書屋這個地方。

馮雪峰住進了作家書屋。

姚蓬子興奮不已。在他看來,馮雪峰的到來,無疑是給作家書屋刷上了紅色。他的尾巴翹起來了。當然,他心中也明白:馮雪峰從不跟他提起黨內的機密,也從不問及他在南京獄中的那段往事。

1944年5月3日,重慶文化界五十多人集會,發表《重慶文化界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請願書》。這份請願書,堅決要求「取消圖書雜誌及戲劇演出審查制度」,「保障言論出版自由」。

在請願書上寫下大名的,絕大多數是很有影響的左翼作家:郭沫若、老捨、茅盾、胡風、夏衍、曹禺、姚雪垠、臧克家、宋之的、陽翰笙、於伶、聶紺弩、胡繩、浦熙修、馮雪峰、葉以群、張友漁、石西民、曹靖華、鄭君裡、張駿祥、洪深、彭子岡、沈浮、吳祖光、侯外廬、焦菊隱……

在簽名名單上,緊挨著茅盾的名字旁邊,簽著「姚蓬子」三字!

哦,姚蓬子也向國民黨「請願」了!

姚蓬子把政治也看成了生意經,他是絕不做虧本生意的。此刻,他神氣活現地出沒於左翼作家的陣營之中。他不斷地往自己的臉上搽紅粉,彷彿他壓根兒就沒有登過什麼「脫黨宣言」一般。

那時候,姚蓬子在重慶城裡辦作家書屋,姚文元與母親則住在重慶北碚鄉金銀崗。姚文元從8歲到12歲,一直住在那裡。他每天要走六七里路到北碚鎮中心小學上學,讀完初小、高小。由於家境不寬裕,姚文元的母親當時給人家做飯、洗衣,賺點家用錢。

1943年秋天,姚文元小學畢業,進入重慶南開初中上學,終於離開了北碚鄉。筆者的文友劉興詩[143]也在這所學校上學。他送給筆者一幀姚文元的照片,那是姚文元在那裡上學時交給學校的證件照。

據劉興詩說,姚文元在1944年曾因成績不好而留級,尤其是數學很差。不過,他的作文不錯,在全校排名第二。

劉興詩回憶說,第一名是楊汝綢(後來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第二名是姚文元,第三名是劉興詩,第四名是唐賢可,第五名是馬雪生。

■ 姚文元在重慶上中學時的照片

當時的語文教師鄭學韜曾說:「姚文元的作文,大部分都不錯,但並不是篇篇都好。他也學習寫小說,但是在他筆下,每一個主人公到最後總是死去。」

每逢星期六,學校裡進行衛生檢查,姚文元往往不及格。他的耳朵老是流膿,衣服也總是不整潔。教導主任公開宣佈姚文元是「全班最髒的一個」。由於留級而且遭到老師經常的批評,姚文元養成了孤僻的性格。

劉興詩在1995年10月21日打電話給筆者,說是在1944年出版的重慶南開初中40週年校慶專刊上,見到姚文元的文章──這也許是姚文元平生最早發表的文章。此外,在專刊上還有白先德的文章。白先德是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