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再不是徐恩曾的政敵，成了徐恩曾的同志。
在蕪湖的《大江日報》幹了一年多，姚蓬子的表現夠「出色」的。
於是，姚蓬子居然戴上一頂頂烏紗帽：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委員……
來回奔波於蕪湖與南京之間，畢竟勞累。
1936年，姚蓬子調回南京，住在石鼓路，擔任南京《扶輪日報》副主編。它不像《中央日報》那樣的國民黨黨報，倒有點民間色彩。在美國，1905年2月曾由律師哈理斯（Paul P. Harris，1868—1947）發起成立扶輪社。他從社會各行業中吸收社員，然後在各社員的辦公處輪流進行集會，所以稱扶輪社。在1912年，發展為扶輪社國際聯合會，在幾十個國家設立分社。南京的《扶輪日報》，其實是國民黨政府的鐵道部主辦的，取名「扶輪」一則象徵「扶」火車之鐵「輪」，二則象徵如同扶輪社那樣具有「民主」精神和「民間」色彩。筆者在近幾年多次訪問台灣，在台北見到那裡仍有扶輪社的招牌。
■ 至今台灣仍有扶輪社
《扶輪日報》最初只印幾千份，只在鐵路系統發行，是一家小報而已。可是，當蔣介石在江西「圍剿」紅軍之際，《扶輪日報》把記者派往「圍剿前線」，不斷地發出最新消息，配發社論，引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重視。於是，《扶輪日報》的發行量大增，影響越出了鐵路系統，成了一家「民辦」的《中央日報》！
姚蓬子出任《扶輪日報》副主編，主持該報副刊。
1987年10月13日，我前往上海浦東拜訪湯靜逸先生時，當年徐恩曾的「密友」、國民黨中將湯靜逸，已經白髮似雪，年已九旬。他回憶當年的姚蓬子的形象：
在「中統」裡，我算是一個喜歡動筆頭的，常常給《扶輪日報》寫點詩，正巧姚蓬子是詩人，我們很快就熟悉了。
姚蓬子是個不修邊幅的人，一副邋遢相。衣服有時候很髒，頭髮、鬍子很長，他都無所謂。
我發覺，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跟著國民黨，為國民黨做事。已經一點也沒有「左翼作家」的味道了。他見到我，總是點頭哈腰的—因為他知道我在國民黨裡的身份。
我到姚蓬子的家去過。他當時生活很不錯。我也見到過他的兒子—那時是個小孩子。
解放後，我因為在上海市監獄關押多年，所以當「文革」開始的時候，對外面的情況不瞭解。記得，起初有人來外調，要我寫關於姚蓬子的材料，我也就寫了[140]。
過了不久，記得兩個穿軍裝的人，到上海市監獄提審我。他們要我講姚蓬子的情況，我就把已經寫進材料的那些事講了一遍。不料，他們聽罷，拍檯子，大聲罵我「狗膽包天」！他們警告我，今後絕對不許再寫、再講關於姚蓬子的事，不然就會使我罪上加罪—那些事，已屬於「防擴散材料」！
那兩個軍人走後，我明白了。當年那個小孩子，如今成了「中央首長」。顯然，那兩個軍人是姚文元派來的。他們要封住我的口……
其實，在南京的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早在1955年當姚蓬子被公安部逮捕審查時，他便親筆寫下《我在南京獄中叛黨經過》。白紙黑字，迄今仍保存在公安部的檔案之中。
……第二天看守所長叫我到他房間裡去，要我在那裡寫。我寫同魯迅、柔石、潘漢年、田漢、華漢、馮雪峰、鄭伯奇、錢杏村等發起左翼作家聯盟，並擔任理事；還說以上的人都是左聯的理事。我同魯迅等辦過《萌芽》月刊，同丁玲等辦過《北斗》雜誌，還自己編過《文學月報》。我加入黨是潘漢年介紹的。
關於左聯黨組織的負責人，我說先是潘漢年，後是華漢。關於有哪些黨員，我說有馮雪峰、華漢、錢杏村等。
左聯會員的住址，我說了馮雪峰、陽翰笙、錢杏村，都是他們以前住過的地方。我說和魯迅先生見面是在內山書店，同柳亞子相熟，他的思想也很左傾，住在什麼地方也寫上了。
這以後，張道藩到獄中來過一次，是在法官的審判室中接見我的。他說已看到了我的叛黨的自白書，不久就可以覓保釋放。
我既已成叛徒，而且拿著中統特務機關的津貼而成為它的一員。
到漢口以後，我先在中統臨時辦事處看到徐恩曾，他說每月仍給一百元津貼……
活口難封，事實俱在。每一個人的歷史，是由每一個人自己的人生腳印所組成的。在1956年，姚蓬子就已被公安部定為叛徒。
姚蓬子在被捕之後，先是出賣黨的機密，繼而公然發表脫黨宣言，進一步加入中統特務組織，甚至與徐恩曾攀上干親—這每一步路，都是他自己用雙腳走過來的。
姚蓬子與徐恩曾結為干親，其中的橋樑，便是姚文元。
姚蓬子與徐恩曾結為干親的目擊者之一，是袁孟超。
袁孟超，原稱之為「中統特務」。這是依據《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中關於袁孟超的小註：「中統特務，已寬大。」
筆者在1997年底收到袁孟超親屬的來信，寄來中共中央組織部1987年5月3日《案件複查通報》第9號。《通報》指出：
袁孟超同志現為吉林財貿學院教授、省政協委員，四川資陽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後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職。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釋放後，被南京特工總部（中統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間曾任俄文翻譯、編譯股長。從事過文化活動。同時，為革命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1947年參加我黨秘密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進行反蔣活動，營救過被捕的地下黨員。
對他的這段歷史，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為「叛變，充當文化特務」。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銷了這個結論。1986年吉林省委又進行複查，認為袁孟超同志不屬中統特務，並批准從1949年9月作為重新入黨，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1947年算起。
袁孟超在1991年去世。
據袁孟超生前所寫的材料，姚蓬子與徐恩曾結為干親的經過是這樣的：
那是在1936年5月，南京市中心新街口中央商場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樓上，忽地笑語飛揚，熱鬧起來。
徐恩曾挽著他姘婦費俠的粉臂，笑吟吟走來，跟在門口恭候的周伯良握手之後，上樓來了。已在樓上等候徐恩曾光臨的，有中統特務卜道明。此外還有袁孟超和妻子傅伯群、姚蓬子和兒子姚文元。
東道主周伯良，乃國民黨特工總部總務科長，水果店是他開的。眼下，他在樓上又開設了西餐館，特請頂頭上司徐恩曾及幾位弟兄賞光。
幾杯黃湯下肚，弟兄們的話就多起來了。「作家」姚蓬子，自然成了話題的中心。
「蓬子，你的大胖兒子，一臉福氣！」費俠摸著五歲的姚文元的腦袋，把他摟在懷裡。
「蓬子的兒子長大以後，一定會像蓬子一樣，成為一個文學家！」徐恩曾也誇獎道。
「你們這麼喜歡蓬子的兒子，就把他給費俠吧！」卜道明笑道。
「不，不，蓬子才一個獨養兒子，怎麼可以奪人所愛。」徐恩曾連忙說道，「還是做乾兒子吧。蓬子，你看怎麼樣？」
「那可太好了！」姚蓬子巴不得呢！
於是，姚蓬子當即成了「導演」。
「文元，叫寄爹！」姚蓬子「教唆」兒子道。
「寄爹！」姚文元不愧為好「演員」，馬上對著徐恩曾喊了一聲。
徐恩曾這「笑面虎」，此刻放聲大笑起來：「好兒子！好兒子！」
「文元，叫寄娘！」姚蓬子又「教唆」道。
「寄娘！」姚文元朝著費俠甜甜地喊了一聲。
「真乖！真乖！」費俠親了親姚文元的圓臉蛋。
「乾杯！我們為徐主任和費俠有了乾兒子乾杯！」卜道明站了起來，高高舉起了酒杯。
「乾杯！」姚蓬子也舉起了酒杯。
幾隻酒杯相碰，發出叮噹的聲音。
徐恩曾一飲而盡，他為自己能夠進一步與姚蓬子結成「親密關係」而欣慰。
姚蓬子也一飲而盡，他為自己能夠巴結徐恩曾，有了堅牢的「後台」而高興。
1937年12月，當日軍攻陷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展開燒殺淫掠「大競賽」的時候，徐恩曾西裝筆挺，挽著費俠，徐徐步入漢口天主堂。他和費俠的婚禮，正式在這裡舉行。他們先同居，後結婚。
在賀喜的人群中，自然是少不了「干親」姚蓬子的。他緊緊跟隨著主子來到漢口，參與了劉百閔、葉溯中為首的文化特務活動，組織了「中國文化服務社」。他還在反共雜誌《中國與蘇俄》上，發表了「抨擊」共產主義的文章。
在婚禮正式舉行之中，費俠便由徐恩曾的姘婦「轉正」為第三任妻子，當然也就成為姚文元的名正言順的「寄娘」。
徐恩曾婚姻經歷，湯靜逸記得很清楚。據湯先生告訴筆者：
徐恩曾是浙江吳興人，字可均，生於1898年。此人頗為風流，一表人才，有「美男子」之稱。
徐恩曾原本是學工的，曾去美國留學。赴美之前，由父母做主，娶一吳興姑娘張氏為妻。這個原配妻子，後來一直被徐留在湖州，從不帶她外出，嫌她是鄉下女人。張氏生一女。
徐恩曾留美歸來，又娶中統局宣傳處處長王劫夫之妹王素卿為妻。王氏是東北人，生了子女四五人。
自從徐恩曾見了費俠之後，馬上為之傾倒。
費俠何許人也？此人是湖北人，原本是共產黨員，曾赴蘇聯留學，能夠滔滔不絕地講一套布爾什維克理論。她長得很漂亮，白白胖胖，有一種健康的女性的美，有點蘇聯姑娘的氣派。費俠曾在中共特科工作，並奉命打入國民黨中統。
1931年顧順章叛變之後，費俠被捕。跟姚蓬子一樣，費俠成了叛徒。
徐恩曾看中了費俠，任命她為中央統計局秘書，把她留在自己身邊工作。
徐恩曾常常帶費俠外出兜風，關係浪漫，很快傳入王氏耳中。王氏大發雷霆。徐恩曾利用手中的權力，把王氏送往成都。
在南京，徐恩曾與費俠只是同居。1938年春在漢口，徐、費正式舉行婚禮。從此，徐恩曾一直與費俠生活在一起。解放前夕，徐恩曾與費俠一起逃往台灣。
九旬老人湯靜逸的回憶[141]，可以說是對姚文元的乾爹、乾娘的面目的最確切的描繪。
■ 姚文元母親周修文的交待
費俠成為徐恩曾的夫人之後，加官晉級，當上了中統局總幹事、「立法委員」。
姚蓬子跟隨主子來到漢口，每月照領中統津貼100元。
姚蓬子住在漢口交通路。那是類似於上海四馬路那樣的文化街，書店集中在那裡。姚蓬子又混跡於出版界了。
在武漢，人們常常看見費俠帶著乾兒子姚文元去看戲、看電影。姚文元成了聯繫姚蓬子與徐恩曾、費俠之間的一根「熱線」。
大約由於有著相同的經歷，加上攀了干親，費俠與姚蓬子的關係變得十分親近：費俠寫了文章，送來請姚蓬子潤色；姚蓬子寫了文章，有時署上「費俠」兩字加以發表！
兩個叛徒，結成了「神聖同盟」。
就在這個時候，樓適夷[142]被黨組織營救出獄之後，也來到武漢，在《新華日報》社工作。
天下真小。樓適夷跟姚蓬子在武漢不期而遇了。先是有點尷尬，馬上嬉皮笑臉，姚蓬子朝樓適夷打招呼。
樓適夷心中彆扭，臉上也彆扭，一轉身，走了。
黨組織知道，勸樓適夷還是要做好姚蓬子的工作—這是統戰工作的需要。抗戰期間，大敵當前，要盡可能多團結一些人。
1938年2月17日，郭沫若、茅盾、老捨、陽翰笙、樓適夷、郁達夫、馮乃超等共聚武漢，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文協決定出版機關刊物《抗戰文藝》，由老捨負責，樓適夷擔任編輯，吸收姚蓬子搞出版工作。
姚蓬子在國民黨這邊有靠山，在共產黨那邊有熟人，左右逢源，兩邊都有關係戶。他很會經營，袋裡常常塞著大把鈔票。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他意識到金錢的重要，於是想方設法弄錢，以使小家庭生活安逸。他居然混得不錯，在中蘇文化協會也掛上個頭銜—他是個善於鑽營的人。